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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六十九章 :义利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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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四日,宣政殿。

  诸科贡士入殿时,金陵春雨刚停,殿外石阶还带着湿意。

  殿中早已设好长案。

  赵怀安今日穿常朝服,没有穿大典时那件沉重衮冕。

  张龟年、王铎、袁袭、赵君泰、严珣、何惟道、裴德盛等文臣在侧,王进、郭从云、刘知俊等武臣也列坐殿中。

  这让许多贡士心头疑惑,他们原以为殿试只是文臣之事,没想到武臣也在。

  赵怀安却觉得理所当然。

  新朝取士,不是取来给士林观赏的,而是取来给天下用的。

  既然给天下用,那文臣要阅,武臣也要阅。

  文武是权力的车轮,不能偏废!

  ……

  礼官宣读殿试规制,再次重申了今日殿试不黜落,只定等第。

  凡会试取中者,皆已有出身,殿试只分高下,定授官方向。

  这一下,许多贡士心里稍稍安定,面见新朝天子的紧张也缓解不少。

  随即,赵怀安亲自出题。

  题目不长,却一出便让殿中许多人心头一震:

  “朝廷开海以来,市舶兴,商贾盛,舟楫远至流求、吕宋、南岛诸夷,财货日入,士大夫亦多言海利、商利、税利。”

  “然大明自吴藩以来,起于护民,成于义师,所恃者义理也。”

  “今朝廷言利日多,是否有悖义理?义与利果相冲突乎?”

  “若不冲突,当如何使利归于义;若冲突,又当如何取舍?”

  这题一出,殿中安静得可怕。

  其实在场这些贡士对这一次殿试是有预期的,晓得天子可能会问一些具体的政务施行,可没想到,天子竟然不谈实的,谈虚的?

  这让在场很多人都有点发懵,压错题了!

  而且这道题太刁了。

  若一味讲义,说商贾言利皆不足取,那就是在否定大明从吴藩时代这些年开海、市舶、工商、船队、海外贸易的路线。

  可若一味讲利,说国家富强全靠财货,那又违背吴藩以来“义师护民”的根本叙事。

  这个分寸不好拿。

  也正因如此,赵怀安才要问。

  他看着殿中诸贡士,心中很清楚,大明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富。

  开海会带来海税,商贸会带来钱粮,瓷器、茶叶、铁器、布匹会换回蔗糖、香料、金砂、药材与更多远方物产。

  而一旦国家越来越依靠商税、海贸、工商,士大夫一定会开始争相言利。

  这不是坏事。

  因为利这东西,不是你避开不谈,他就不在的,反而是你越研究,越能对国家有利!

  可若只谈利,不谈义,国家的底线和义理也会渐渐被抛弃,成为利的奴隶!

  而这样的担心,实际上在这些年来,已经有不少朝臣在赵怀安面前说了。

  就是担心,长此以往,我大明难道只有利可言吗?

  之前赵怀安一直避而不谈,不是他没有答案,而是在开海的早期,他是不方便,也不能站出来谈这个的。

  因为在他这个位置,任何一点表述,都是对政策和人心的大刹车!

  现在开海真是要添火的时候,就算有点问题和后患,赵怀安也不会在此时泼冷水。

  但在这大明第一次的殿试上,赵怀安却可以用选士的方式,来表明他的态度!

  那就是大明可以言利,也必须言利,但必须要回答:

  这个利到底为了谁?

  ……

  贡士们开始作答。

  有人写得很快,主张义利本不相悖,利者养民之具,义者用利之本。

  有人则谨慎许多,认为商利易动人心,国家必须以法度约束商贾,不可让士风尽入铜臭。

  有人更激烈,认为开海虽富国,却容易使民心浮动,若天下人人逐利,则农桑废、礼法坏,必须限制商贾。

  当然,也有人直接写,若无利,则义无所依。

  毕竟百姓都要饿死了,你和他说,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你就看人家捶不捶你吧!

  从这里也看出,大明第一次科举虽然还很仓促,却委实选拔了一批精英。

  这些精英处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夹缝中,无论是顽固也好,开放也好,却是日后独一无二的!

  ……

  到了午后,试卷收上。

  读卷官先阅,再送赵怀安亲览。

  最先送上的,是杜荀鹤的卷子。

  他的文章仍旧不华丽,开篇便写:

  “义利相冲者,非义与利相冲,乃私利与公义相冲。”

  随后他写道,大明开海若只是让豪商巨贾发财,让官吏增税,让军舰护商人逐利,那便是利害义。

  可若海贸所得能反哺军费、赈济、学校、水利、医药,使百姓少受赋役之苦,使国家有力平乱安民,那便是利归于义。

  他最后写了一句:

  “义不避利,惟惧利不归民;利不害义,惟惧义为空言。”

  赵怀安看了两遍,点头道:

  “此人抓住了要害。”

  张龟年也道:

  “得个中味道了!”

  再看吴融。

  吴融今年四十,出身江南士族,早年隐居茅山苦读,屡试不第,漂泊江南、荆楚,可以说有丰富的基层和民间经验。

  同时,此人的文章极好,起笔先引先秦义利之辨,再论管仲富国、汉唐盐铁、漕运、市易,最后落到大明开海。

  他认为义利之争的关键,不在于言不言利,而在于国家能否定名分、立法度。

  若商贾言利而无国法约束,便会夺民、欺衙、走私、结党。

  若士大夫言义而不知财用,便会空谈误国。

  所以大明应当将海贸纳入国家制度,以市舶司定税,以海军护航,以法司惩私,以学校教化海外汉商,使商利成为国家秩序的一部分。

  赵怀安看完,笑道:

  “此人也可。”

  而来自洪州的郑象,其行卷则温和许多。

  他不主张压商,也不主张士大夫争相逐利,而是强调“士不可不知利,亦不可为利所役,当有士大夫之节气与精神”。

  这句“士大夫之节气与精神”深受王铎喜欢。

  而来自闽地的黄滔,其卷子最偏实务。

  黄滔今年五十多,来头却大,是泉州莆田人,号为闽中第一文。

  其数次赴长安应试,屡试落第,游历中原、两浙、江淮,亲眼见黄巢之乱、中原藩镇混战,后因中原乱象丛生,不愿久留长安,主动南归福建教书育人。

  可以说,这一次大明开科,黄滔既是先为他的学生们开路,更是为闽中开先河的。

  虽然是闽人,和海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黄滔的观点还是比较务实的。

  他认为,海贸之利若只落在商人手中,必生海上豪强;若全由官府垄断,又必生走私与腐败。

  所以大明应当让海商有利可图,同时使其承担护航、港仓、移民、商栈、赈济等义务。

  商船出海,按船股缴护航钱;海外商栈,必须登记汉民、雇工与土人交易;遇大灾,海商要按股出粮出钱;若私通海寇、欺压土人、贩卖良民,则重罪。

  他文末写道:

  “海利非商人一家之利,乃国家开远方、通有无、养军民之利。使其归公,则利即义;使其归私,则利为盗。”

  “而朝廷要做的,就是引导潮流,保驾护航!”

  对此,朝上诸公有人颔首,有人不屑一顾,以为此人说的最后一句才是心里话。

  哟!海贸这么挣钱,就许你们挣,不许朝廷伸个手?

  ……

  而同样来自闽地的徐寅,却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海贸之利再大,也不能使国家轻视田亩。

  利有本末,田亩为本,海贸为末。

  但若能以海贸所得修水利、买牛种、造农器、兴学校、减横赋,那么海贸反而能养农。

  他说福建山多田少,若只靠粮田,百姓难富;若茶、果、蔗、麻、木材皆能通过海贸与江东市卖,则山民亦可安居。

  可这一切都建立于,大明的其他地方,能有稳定的粮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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