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
乾隆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僵住，仿佛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出在朕在位时期？这宋泊伦……大胆！”
乾隆瞬间开喷：“朕的功绩，平定准噶尔、回部，开疆拓土，编纂《四库全书》，文治武功，哪一样不亚于圣祖爷？怎会将问题根源归于朕？”
“不学无术不要乱说！给朕闭嘴！”
然而，天幕课堂中宋泊伦的论述还在继续，他不得不压下心头的不快，凝神细听。
“哈哈，确实问题出在章总那！”
“太败家了！”
“太能粉饰太平了！”
教室中，同学们也因这个明确的靶子而精神一振，纷纷点头赞同，说起乾隆，怎么都要给他上点眼药。
林啸也是会心一笑。
“是的！”
宋泊伦继续道：“不可否认，乾隆皇帝在位前期，凭借祖父康熙，父亲雍正留下的厚实家底和稳定的政局，加上他本人也确实有相当的政治手腕和勤政表现，确实把清朝的国力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综合国力比雍正时期可能更进一步，达到了所谓的乾隆盛世的峰值。”
他先肯定了成绩，这让乾隆一下子又成变色龙，脸色又缓和不少。
“但……问题就出在但是之后。”
宋泊伦一针见血：“乾隆晚期，这位章总就逐渐沉浸在他自我标榜的十全武功、乾隆盛世的巨大荣耀光环之中，开始转向享受，守成，甚至是……好大喜功和挥霍。”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乾隆个人。”
“毕竟，他算是封建帝王中政治能力拉满，寿命超长，智商情商都在线的皇帝了。”
“一辈子都在赢！”
“谁能不飘？”
同学们又哄笑一片，乾隆脸色再次尴尬。
“在一个位置上待得太久，尤其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后，难免会产生路径依赖和认知固化，认为自己的统治模式是完美无缺，可以永续的。”
“可问题恰恰在于，乾隆在位太久了！就和李隆基一样！”
宋泊伦指出了关键：“久到他自己老年时期，思维和判断可能还停留在他中年时期的认知框架里，依旧认为大清和他鼎盛时期一样强大，可以睥睨天下。”
“而最致命的是，就在他统治的中后期，尤其是18世纪末，世界历史的版本开始悄无声息却又翻天覆地地更新了！”
“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开始爆炸式增长；法兰西爆发了大革命，随后又与英国等反法同盟激战，客观上促成了美利坚的最终立国和巩固！”
“欧洲的思想界、科学界日新月异……当外部世界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乾隆和他的朝廷在干什么？”
宋泊伦带点讽刺道：“他们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旧梦之中，对来自遥远西洋的，代表着新时代的讯息，要么视为奇技淫巧不值一哂，要么干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这种信息的滞后与认知的盲区，是致命的！”
“因此，到乾隆驾崩的1799年，1800年左右，外部列强已经凭借工业革命和制度变革，开始逐渐后来居上。”
“欧洲那边拿破仑战争打得如火如荼，虽然战乱，但也在催化民族国家和现代军事体制……”
“美利坚在经历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困扰后，彻底站稳脚跟，开始西进。”
“而乾隆留给儿子嘉庆的，是一个表面繁荣，实则内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贪污腐化渐生，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开始积累的盛世空壳。”
“更要命的是，还有因长期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而形成的坚不可摧的天朝心态和认知壁垒。”
“乾隆之后，因为前期的挥霍，享受，以及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牢牢吸附在国家肌体上吸血，他们只想维持现状，阻挠任何可能触动其利益的变革。”
宋泊伦剖析道：“于是，大清不可逆转地开始走下坡路。”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后续的皇帝们，从嘉庆到道光，某种程度上依然沉浸在大清很强大的迷梦当中，或者即便感受到危机，也因体制的僵化和利益的羁绊而无力扭转。”
大清，嘉庆朝。
嘉庆皇帝听到这里，脸上露出苦涩与无奈交织的复杂表情，他低声自语：“朕……朕何尝不知艰难？”
“白莲教都曾打入大内，震动京师，朕日夜忧惧，何来强大迷梦？只是这积重难返之势……”
他想起了自己执政初期雷厉风行却最终虎头蛇尾的嘉庆新政，心中满是无力感。
大清，道光朝。
道光皇帝更是连连摇头，叹息道：“我大清哪儿还强大？朕恨不得一两银子掰两半花，朝堂废物，兵备废弛……朕岂能不知？”
“只是……这变法图强，谈何容易？动辄得咎，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他想起自己支持林则徐禁烟却又在战败后不得不妥协的屈辱，心中痛楚难当。
……
“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又过了几十年，”
宋泊伦的讲述还在继续：“直到1840年左右……真正的考验来了！敌人用坚船利炮，强行叩关了！”
“当时英国在位的是刚上位不久的维多利亚女王，她顶住了国内的压力，为了巨大的贸易利益，悍然发动了对大清的鸦片战争。”
宋泊伦说道：“这一战，就把大清看似威武，实则外强中干的底裤给打出来了！东南沿海的防线一触即溃。”
“客观地说，这场战争，就相当于日本的黑船事件，是一次来自外部强大力量的降维打击，被迫打开国门。”
“按理说，这应该像黑船事件刺激日本一样，成为大清彻底惊醒、奋起直追的强烈刺激和起点。”
宋泊伦话锋一转：“可惜，大清不是日本，大清还是太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对于远在北京紫禁城的爱新觉罗皇族和大部分满洲权贵来说，其实压根不算什么切肤之痛。”
“割让的香港当时是个小岛，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虽然肉疼，但分摊下去似乎也能承受。”
“最关键的，这场战争主要发生在遥远的东南沿海，没有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核心和日常生活。所以，他们并不真正在意，依旧歌舞升平，认为不过是疥癣之疾。”
“这种麻木和短视，导致危机被大大低估。”
“直到二十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卷土重来，并且这一次直接打到了京城城下，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
“天子都被迫西狩了！这次打击是毁灭性的，是直达中枢的羞辱和震撼。”
咸丰皇帝等人脸色再次不悦，又提到了他们痛点了，这就是绝对的耻辱。
“直到这个时候，清廷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以及身处地方直面危机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官僚，才真正认识到与西方列强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想要变法图强。”
“于是……”
宋泊伦终于说到了洋务运动：“一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由中央部分开明亲王和地方实权督抚共同推动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它的标志性起点，一般认为是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以及奕訢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也就是说，从时间上看，大清的洋务运动，甚至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开始几年！甚至都比德国早十年！”
“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机，也并非没有行动。”
曾国藩和李鸿章松了一口气，还好，他们也变法了，还是他们主导的，也算名留青史了。
可宋泊伦接下来来的剧透，又让他们心情一沉。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起步更早，体量远超日本，资源更为丰富的大清，其洋务运动最终却失败了？”
“为什么在三十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会被体量小了十几倍的日本打败，输得那么惨？”
“究其根本，我认为就在于，他们的变法不彻底，只学了一个皮毛！”
宋泊伦直接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干脆利落给出了答案。
“原因有以下几点！”
曾国藩，李鸿章，慈禧等人都忍不住竖起耳朵聆听。
“第一，指导思想上，始终是中体西用。”
“洋务派的领袖们，无论是名义上的慈禧太后，亦或者是恭亲王奕訢，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大清的纲常伦理、政治制度是好的，是根本，不能动！”
“只需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工业技术就行了。”
“他们不敢，也不愿去触碰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根基。”
这点一出来，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就沉默了，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谁敢动这个根基，谁又能动？
“第二，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一小撮能臣干吏身上。”
宋泊伦侃侃而谈：“这思路很像大宋的王安石变法和大明的张居正改革，指望出现一个或几个超级能臣，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一些修补和改良，就能挽狂澜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