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虽然没有剥夺整个文武官员群体的权力，但是剥夺了地方主政官员的权力。
若是真的这么搞成了，那以后的知府和知县老爷们都没有权力判案了。
当然，卫所的指挥使们名义上也不能再管本地镇抚的事情了。
皇帝还要把文武判官放一起去联合判案，这个判官衙门内部文武并立，也是让文武判官双方互相监督。
不过反过来想，这样的判官制度建立之后，官僚系统会突然增加很多缺额。
这对于整个官僚群体而言当然算是好事，只要朝廷愿意花钱支付俸禄，这种事情很容易启动起来。
但是最终的实际效果，还要看实行后的反馈。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无论文武官员都不想改变现状，直接维持吕鹏飞案之前的状态，所有人都已经习惯的状态，当然是所有人都最舒服的。
但吕鹏飞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又不能忽视。
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时候硬着脖子说吕鹏飞是个例，让卫所军官继续大权独揽不会再次滋生类似的事情。
那就是公然打皇帝的脸了。
刘玉龙登基后的这十年，持续主持对外作战获得了大量战果，主持科研攻关获得了大量的成果，用战果和科研成果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和权威。
同时也持续调解掌控朝廷内外的局势，不断安排调派愿意追随新皇帝的新生代官僚上位，逐步替代前两代皇帝留下的老官僚。
现在刘玉龙推动这种改革，还是不会直接损害官僚群体利益的，算是一种扩编增量式细化管理模式的改革。
没有整个群体的本能反对，推动下去也没有什么难度，至少可以试试看。
所以刘玉龙说完之后现场沉默了一瞬间，相应机构的官员就都出列领命了：
“臣等遵旨。”
在卫所和府州县实行司法独立，算是刘玉龙改革的第一步：“分权”。
刘德胜和刘玉龙参考了明朝的经验和教训，对文官干涉军队事务比较敏感。
不允许民政官员干涉卫所常规事务，严厉禁止民政官员侵夺卫所权力。
特别是不允许将卫所财税和仓储交给民政官员，否则极大概率会导致卫所体系的快速衰退，让卫所的自主耕战体系名存实亡。
然后国家就只能依靠花钱募集的雇佣军打仗了。
文官治军不能算错，但适合分权制衡的联合政府，适合商人轮流安排代言人执掌国家的政府，不适用于执政者大权独揽的国家。
面对军队的时候，文官和商人利益趋同，他们害怕皇帝用军队迫使他们屈服，所以处置军队事务的时候，做出的选择也是趋同的。
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根本不需要专门结党，不需要互相联络和串联，他们会自发本能的去做。
只有背叛群体利益的个人，没有背叛群体利益的群体。
文官会自发遏制军队的独立性和规模，如果不能遏制军队的话，甚至可以主动摧毁。
他们最喜欢的军队是花钱募集的雇佣兵，关键是要在打仗的时候才去募集，打完仗之后就会马上想办法解散。
就像明朝的戚家军打完仗就被处理掉了。
文官治军的结果是边军养寇自重，因为军队一旦彻底消灭了敌人，他们自己就会失去价值，那就会让敌人一直存在。
除非实权皇帝准备成为官僚体系的代言人，否则绝对不能将军队交给文官政府。
刘玉龙改革的第二步是“分田”。
趁着系统腐败尚未普遍化，效率仍然能够获得较高的保证，基层组织机构仍然能够执行命令，将目前仍然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结果固定下来。
这名义上的第二步改革的落实方式其实最为简单，就是直接暂停现有的定期重新分地的制度。
刘玉龙已经通过圣旨昭告天下，今年之内就能在全天下实行了。
在组织运转效率足够高的时候，灵活性更好的定期重新分田显然更好，能够让一个地区的土地分配尽可能公平。
但随着组织运转效率下降，均田之后长期固定下来就更有优势了，避免每次重新分田过程中的腐败。
刘玉龙同时也知道，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农村耕地的价值会持续快速下降。
特别是大汉朝廷还在持续对外开拓和移民，在边疆和海外不断给新移民分配大块土地，海外会陆续形成大量家庭农场。
未来大汉本土农村的小块土地价值应该会比刘玉龙记忆中的时代更低。
所以刘玉龙的圣旨上虽然说是暂停，但就算未来有了更好的监督手段确保相对公平的重新分配，但继续重新分配土地本身也可能已经变得没有太大意义了。
所以未来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在本土重启土地定期分配制度了。
未来想要土地的新生代平民，想要回归田园生活的城市居民，可以去海外免费申请五十亩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