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在遭遇日本人侵略和屠杀的时候，都不会相信日本人所谓朋友的谎言，我们作为他们的后辈，也绝不能在电影之中他们相信，这不仅是对阿昌本人内心情感的背叛，对电影基调的背叛，更是对历史的背叛，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
“非常优秀的历史观点，非常深刻的角色剖析，非常出彩的一位年轻演员。”
朱君不失时机的轻轻鼓掌，转头看向任夏，“任导，恭喜你，你找到了一块璞玉，一位年轻的演员能对角色有这么深刻的理解，是我没有想到的。”
“浩然的确非常优秀，当然，他的进步也离不开濮老师的教导，浩然进组的时候只有拍广告的经验，是濮老师一点点的教授给他演戏的方法。”
任夏轻轻颔首，没有将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事实上，刘浩然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原本是空白的他，在饰演完阿昌这个角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原话，这也是当初他选择刘浩然来饰演阿昌的原因。
而濮存新更是为这部电影立下了汗马功劳，从一开始招募演员时的金字招牌，到进场以后以身作则的定海神针，如果没有濮存新的付出，任夏的电影绝不会拍的这么顺利。
“那也要恭喜濮老师收了位好徒弟。”
朱君转头看向濮存新，笑着恭喜。
“还是浩然本身优秀。”
濮存新对刘浩然刚才那番话，也颇为惊喜和认可，但面上却不显，只是微笑点头。
夸赞完刘浩然，朱君话锋一转，将话题再度地带到任夏身上。
“任导，刚才浩然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浩然第一个问题已经告诉我们了答案，我就是在呼吁对日追责，对日索赔。”
任夏接过话筒，“日军对我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仅可以统计的有组织屠杀行动，就高达178次，将近900万中国人死在了日军的屠杀行动之中，将近3500万中国军民牺牲。”
“这个数量，远比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数量要多得多。”
“但日本人对我们有丝毫的道歉吗？日本人对我们有丝毫的赔偿吗？”
“日本人的首相，有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们的坟墓前下跪吗？他们有像德国人赔偿犹太人几百亿美元一样，赔偿那些死在屠杀行动中的遇难者遗孤和亲属吗？”
“毫无疑问，无论日本反华的右翼，还是亲华的左翼，他们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避而不谈。”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日本人帮助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帮助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我想反问那些人一句，日本人是来做慈善的吗？他们的企业不赚钱吗？”
“还有不少人，把日本人称之为文明国家，甚至和德国并列，我也想问一句，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反思战争罪行，他们凭什么被称之为文明国家？”
“前人没有相信日本人是朋友，我们也不能相信，更不能替前人原谅他们的罪行，否则同样是对历史的背叛。”
数百字的长篇大论早已积郁在胸中，任夏接过话筒，便是一气呵成。
作为一个电影人，他在看完《南京照相馆》之后，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无比的愤怒。
这部电影出现的太晚了！
有那么多电影人，手中有那么多资源，拍了那么多次南京大屠杀的题材，却直到2025年，才出现了一部《南京照相馆》！
这是电影行业对历史的背叛！
这种愤怒，也是任夏卯着劲要拍《南京照相馆》的根本原因，即便没有付鹿鹿给他激将，他也会找个机会把电影拍出来，或许未必是本人亲自执导，但他一定会把这部电影提前十年给拍出来！
“任导的言论，振聋发聩。”
朱君再次鼓掌，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放下手，目光从任夏身上移向濮存昕，又移向刘浩然，最后回到任夏身上。
“我主持《艺术人生》这么多年，采访过上百位嘉宾，但像任导这样，在节目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的，不多。”
他顿了顿，语气真诚：“但我觉得，正因为不多，才更需要说。”
演播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一阵长久而热烈的掌声——不是那种节目效果式的掌声，是现场工作人员和观众们发自内心的掌声。
朱军等掌声落下，看向濮存昕：“濮老师，您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任导刚才说的这些，您怎么看？”
濮存昕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开口。
“我今年五十八了。”他的声音很慢，像一块石头在水里缓缓下沉，“我父亲那一辈，是真真切切经历过抗战的。我小时候，听他讲过那些事。日本人来了，村里人跑，跑不掉的，就被杀。我父亲亲眼看见他一个堂兄，被日本兵用刺刀挑开肚子，肠子流了一地。”
他的眼眶微微发红，但语气依然克制：“这些事，我小时候听过就过了。后来长大了，忙工作，忙生活，慢慢就忘了。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些记忆又回来了。”
他看向任夏，眼神里带着感激：“任导说得对，我们不能替前人原谅。不是不想原谅，是没那个资格。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他们没说话。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凭什么替他们说‘算了’？”
演播室里鸦雀无声。
朱军沉默了几秒，然后轻轻点头，转向刘浩然：“浩然，你今天才十七岁。刚才任导说的那些话，你听懂了之后，心里是什么感受？”
刘浩然坐在那儿，手指攥着膝盖，攥得指节发白。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现场有人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接不上话。
然后他开口了。
“朱老师，我想起阿昌。”他的声音很低，但很稳，“阿昌死的时候，十七岁。和我现在一样大。”
他顿了顿，眼眶开始泛红。
“我拍那场戏的时候，被钉在墙上，血从嘴角流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想——如果我真的活在1937年，我会像阿昌一样吗？”
“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我会。但我知道，阿昌做了他该做的事。他把那些照片藏起来，把真相留下来。他死的时候，眼睛没有闭上，因为他想看着我们，让我们记住。”
刘浩然抬起头，看向镜头。
“我记住了。我这辈子都会记住。”
朱军没有说话。
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刘浩然的肩膀。
现场又安静了几秒。
朱军深吸一口气，回到主持人的角色，看向任夏：“任导，刚才浩然说到‘记住’。我想问问你，你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怎么‘记住’？除了看电影，除了在网上转发评论，我们还能做什么？”
任夏想了想，开口。
“朱老师，我举个例子。”
“德国柏林有一个地方，叫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那片地有两万平米，立着两千七百多根水泥碑，高低不一，走进去就像走进一座迷宫。每一个进去的人，都会感到压抑、沉重、迷失。那个感觉，就是设计者想让人们记住的——那场灾难，让无数人迷失，让无数人找不到方向。”
“我们没有这样的纪念碑。我们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但那更多的是展示、是教育，不是这种‘体验式的铭记’。”
“当然，建纪念碑不是我能做的事。我能做的，是用电影、用视频、用文字，一遍一遍地讲。讲那些被屠杀的人，讲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讲那些用生命把真相留下来的人。”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坚定。
“我可能讲不了几十年。但我会讲，一直讲，讲到讲不动为止。然后会有其他人接着讲。只要一直有人讲，那些名字，那些脸，那些故事，就不会被忘记。”
朱军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三人面前，伸出手。
“任导，濮老师，浩然。谢谢你们。”他的声音有些发涩，“谢谢你们拍出这样一部电影，谢谢你们今天说这些话。”
三人站起身，和他握手。
朱军转向镜头，做最后的总结。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艺术人生》，是我主持这个节目以来，最特别的一期。”
“我们聊的，不是一个人的艺术生涯，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我们聊的，不是一个人的成名之路，是一群人的牺牲和坚守。”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而有力。
“《南京照相馆》还在上映。我希望每一个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都能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不是为了票房，是为了记住。”
“记住那些回不来的人。记住阿昌那双没有闭上的眼睛。记住那句‘只要中国还剩一个人，就会有人记得，就会有人讨回这笔血债’。”
“谢谢任导，谢谢濮老师，谢谢浩然。谢谢你们。”
掌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热烈，朱君眼角似乎都有了些泪水，他借着转头的空挡，不经意地擦掉，然后深呼吸一口气，开始了下一部分的访谈内容。
“任导，我们都清楚，你拍这部电影，是为了回应别人对你没有作品的质疑，那么现在你已经有了作品了，接下来还会有第二个作品吗？”
“不会有了，如果不是被质疑，这部电影，恐怕我都不会亲自拍，我可能会参与剧本的创作，当个出品人或者投资人之类的，但应该会尽量减少在导演岗位上的存在感。”
任夏正色相对，这是他专门要求的部分内容，也是他借此机会想对电影行业完成的一次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