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录制结束，观众逐渐散场，任夏和朱君也从录制时稍显紧绷的状态，变成了朋友间随意的闲聊。
“任导，你今天说的话对我震撼很大，我别的帮不上你，只能祝你电影票房大卖，越高越好，30亿、40亿那样高才好。”
朱君半是夸赞，半是感慨地开口。
艺术人生来过很多嘉宾，这些人之中有著名的演员、导演，有专精话剧舞台一辈子的老戏骨，也有舞蹈、音乐方面的钻研了一辈子的泰斗大拿，这些人的性格脾气各有不同，但任夏无疑是最特殊的那一位。
他太年轻，太尖锐，却又敢想敢干，偏偏又干成了，整个人散发着理想主义者的气息，像是现实中本不该出现的一个异类。
“感谢你的祝愿。”
任夏笑着和对方握手。
他明白对方的祝愿是什么意思：自己要走的这条路，在影视行业之中堪称举世皆敌。
顺风时看似花团锦簇，逆风时便会漫天杀机。
自己刚才的那番喊话，更是对影视行业某些群体、现象的一次公开威胁。
所以朱君才会祝愿自己的票房有30亿、40亿那么高。
票房越高，自己的根基就越扎实，话语权就越重，做起事来遇到的阻力也相对越小。
两人说着话，一个长相乖巧的女孩为几个人送来录制开始前存放的手机，任夏接过手机的时候，不经意瞥了一眼工牌，微微有些愣神。
那女孩恍然未觉，把朱君的手机送到对方手中后，还贴心地给对方拧开了保温杯的杯盖，朱君道了声谢，然后接过水杯，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小药盒。
“抱歉啊，年龄大了，老毛病多起来了，现在一天得吃四五样药，这是降血压的，得空腹吃。”
朱君见任夏目光灼灼的盯着自己，还以为对方在好奇自己吃的什么药，笑着开口。
“刚才那个女孩，朱老师很熟悉吗？”
任夏待那女孩走远以后，问道。
“不算熟，不过也算有些关系，她爷爷是戏曲泰斗，濮老师应该也认识，凑巧她来了我们栏目实习几个月，熟人的孩子，总是难免要照顾一些。”
朱君有些诧异，但还是解答了对方的问题。
濮存晰闻言，也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朱老师，我刚才说女权的事情，不知道你听后什么感受？”
任夏点点头，不再追问，恢复了刚才闲聊的状态。
“说实话，很受震撼，这几年保护女性权利的呼声，在国内日益高涨，但我还真没想过和国外有什么关联。”
“保护女性权利本身其实就是个伪命题。”
任夏笑着开口：“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在制造对立，保护女性权利，那是谁压迫、侵犯了女性的权利呢？男性吗？那是不是保护女性权利就必须要男性做对抗呢？我可以下个判断，她们早晚会喊出反抗男性压迫的口号来。”
“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来剖析“保护女性权利”这几个字的含义。”
朱君颇为惊奇，任夏说的似乎有一些诡辩论，甚至有一些笃定，似乎信心满满。
“朱老师可能对女权的话术和蛊惑能力还不太了解。”
任夏笑着开口，“我们做个假设如何？”
“什么假设？”
朱君愈发好奇。
“比如，只是比如。”
任夏笑着开口，“就刚才那个女孩，她以后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过了几年，突然在网络上控诉，在央视实习期间遭受到了性骚扰，朱老师该如何应对呢？”
任夏话音刚落，朱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那是一种极其微妙的表情变化——嘴角还维持着礼貌的弧度，但眼神已经彻底冷了下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任夏，像是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在开玩笑。
濮存新也皱了皱眉，但他没有说话。作为在文艺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演员，他太清楚这种话题的敏感程度了。
刘浩然一脸茫然，显然没听懂任夏在说什么。他看看任夏，又看看朱君，最后低下头，假装在研究自己的鞋带。
“任导。”朱君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几分，但依然保持着礼貌，“你这个假设，有点意思。”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不过咱们这行，说话还是要讲分寸的。小姑娘家家的，别拿人家打这种比方。”
“朱老师，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我只是做个假设。”
任夏笑了笑，为刚才的假设做解释：“你刚才应该已经有了警醒，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央视，无论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央视的公信力，主持人的名誉，都将成为那位所谓“性骚扰”揭发者的踏脚石。”
“她甚至都不需要打赢官司，只要把这个话题炒作起来，有的是人为她摇旗呐喊，有的是人为她搭台唱戏、加油助威，就像我的电影上映之前，遭遇的那些巧合一样。”
这番解释过后，朱君的面色稍稍好看了些，他认真注视着任夏庄重的神色，微微颔首。
“多谢任导提醒，树大难免招风，这种情况我以后会注意的。”
“朱老师客气了。”
任夏也只能提醒到这里，选择结束话题。
交浅言深乃是大忌，但他今天还是选择犯忌来给对方做些提醒。
一来，是今天和朱君的接触，让他对这位央视的台柱子颇有好感，对方的主持功力不是盖的，但却甘愿在这次采访之中为自己搭梯子，让自己能够畅所欲言。
这份情，他得承。
二来，只有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2018年，METOO运动席卷全球。从好莱坞到华尔街，从东京到首尔，无数女性站出来指控性骚扰。那场运动传到国内之后，迅速演变成一场针对男性、针对体制、针对一切“权威”的狂欢。
多少人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多少人的职业生涯被一张小作文毁掉？
那些小作文里，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是半真半假？
没人说得清。但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只要有人站出来指控，被指控的那个人就已经输了。哪怕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他的名声也已经毁了，他的事业也已经完了，他的人生也已经回不去了。
这就是METOO的恐怖之处。它不是在追求正义，它是在制造猎巫。它不是在保护受害者，它是在赋予告密者无限权力。
而最讽刺的是，这场运动的源头，恰恰是西方。那些喊着“METOO”口号的人，那些举着“相信女人”牌子的人，那些把小作文当成武器的人，她们嘴里念的、心里想的、手上做的，全是西方那套话术的翻版。
她们不知道吗？
她们知道。
但她们不在乎。
因为这套话术太好用了。只要喊出“METOO”，只要写出小作文，只要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就能获得全网的支持，就能把那个“加害者”钉在耻辱柱上，就能一夜之间成为“勇敢的女性斗士”。
这种权力，谁不想要？
你以为你是旁观者？你以为你安全？
不。没有人是安全的。
只要这套话术还在传播，只要这套逻辑还在运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而对于国内来说，朱君案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如果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出现，或许未来的形势能好上一些。
五月八日，《南京照相馆》票房破11亿，《艺术人生》播出。
当晚，无数观众守在电视机前，等待这期备受期待的节目。
节目的前半段，中规中矩。濮存新讲自己演金承宗的心路历程，刘浩然讲自己第一次拍电影的感受，任夏讲电影的创作理念。一切都和普通的访谈节目没什么两样。
但从任夏说出“主体性回归”那四个字开始，画风就开始变了。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积淀中，刻进骨子里的那些善良和伟大，必须要翻译成西方文化中的词汇，才能出现在电影之中，中不中、洋不洋，不光咱们中国人自己看了不舒服，实际上外国人看了也会有隔离感......”
电视机前，无数观众坐直了身子。
他们没想到，任夏会在央视的节目里，说出这么直接的话。
但更直接的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