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把这段话递过去的时候，金成勋的神色也轻松下来。
他不得不承认，任夏这个方案比他自己的预期要好得多。
这样一来，他既不用放弃韩国那边正在进行的慰安妇电影导演竞选，又能通过和任夏的合作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国际形象。
他来中国“向任夏导演请教”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成为他竞选慰安妇电影导演时的一枚重要筹码。
他原以为《误杀》会占用他至少半年的时间，但现在看来，他只需要在关键节点飞几趟中国，每次待上几天，完全不耽误他在韩国那边的主业。
而且，艺术总监这个头衔，虽然不如导演光鲜，但对他而言刚刚好。他不需要亲自上手执导，不用担心水土不服，只需要把他最擅长的悬疑逻辑把控做到极致，就能在这部电影上烙下自己的印记。
任夏见对方点头，笑了笑，正准备往下说，金成勋又开口了。
这次他的语气里多了一层更深的计算，像是在确认一笔交易的条款：“任导，除了艺术总监这个安排，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误杀》这部电影的剧本非常扎实，逻辑结构的严谨程度在华语悬疑片里很少见。如果这部电影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它的翻拍权——我希望能够拿到韩国市场的翻拍权。”
金成勋的理由很充分，悬疑探案类型在韩国正处于上升期，韩国观众对强逻辑、强反转的犯罪片接受度极高。
如果《误杀》在中国取得成功，翻拍成韩国版本，大概率也能在韩国本土拿到不错的票房。
而他本人，作为《误杀》的艺术总监，如果能在韩国翻拍版中亲自执导，等于在慰安妇电影之外又多了一部稳定的商业片项目。
这是他作为商业导演的本能，永远在为自己的下一步铺路。
翻译把话递过来的时候，任夏沉吟片刻，抬起头开口：“金导，关于《误杀》的电影翻拍权，我可以做主给你，但不是现在。”
金成勋的眉头微微皱起，翻译把话递了过去。
任夏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语气里带着一种商人特有的平和：“《误杀》的电影翻拍这件事，应该是你在拍完慰安妇题材电影之后，才有时间来筹备翻拍，对不对？”
“确实如此，但我也非常看好这部电影的剧本，我希望能亲手把它拍出来，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合资公司，专门筹备这个项目。”
金成勋还以为任夏是因为利益的事情，赶忙给出利益分享的保证。
“合资公司的事情不是关键。金导，翻拍权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除了你之外我不会给第二个韩国导演。”
“多谢任导...”
金成勋的话还没说完，任夏就抬手打断了他，“但是金导，翻拍《误杀》，对你来说，只是多了一部成功的商业片。你在韩国已经是顶级商业片导演了，多一部少一部，差别不大。
金成勋一愣，眉头微微皱起，没有接话，等着下文。
“我手里有另一个剧本。不是悬疑，不是历史，不是战争，但它有一个特点，它能让你用你擅长的类型片语法，拍出一部让全世界记住你名字的电影。”
任夏没有卖关子，直接开口道。
金成勋闻言心中略有怀疑，但更多的还是激动，他的身体微微前倾，眼睛里有一种猎人闻到了猎物味道时的专注，用一种很克制的语气回道：“任导，能告诉我这个剧本是讲什么的吗？”
“底层之间的战争。”任夏平静开口，“一群人被压在社会底层，他们没有机会往上爬，只能和身边的同类争夺最后一点生存空间。他们不是坏人，但被制度逼成了互相撕咬的困兽。”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笃定：“这个剧本，是写给所有贫富极度悬殊、阶级极度固化、社会流动性已经被锁死的国家看的。美国人可以在这个故事里看到自己，韩国人可以，印度人可以，巴西人可以。它不是关于某一个国家的，它是关于这个时代底层的每一个人的。”
“这个剧本，是我亲自写的，如果你能够在慰安妇系列电影拍完以后把这部电影拍出来，《误杀》的翻拍权，就是你的。”
金成勋闻言，只是一愣，但很快想明白了利害关系。
《误杀》的翻拍权只是任夏给出的诱饵，对方的真正目的，是让自己帮助他把这个电影剧本呈现出来。
虽然不知道，任夏为什么不亲手拍出来这个本子，而是要假借自己的手来拍，但金成勋对任夏给出的善意还是非常满意的。
对方并没有逼迫自己一定要拍，如果到时候自己看了本子觉得不合适，完全可以放弃合作。
如果说本子没有太大问题，那么为了《误杀》的翻拍权，以及偿还对方在此前的帮助，那么帮对方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也不是什么特别为难的事情。
心中把利害关系想好，金成勋起身，朝着任夏深深一鞠躬。
“任导，我不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这个剧本。我只说一句话：等你觉得时机到了，把它给我。我会等你。”
“那就这样定了。”
任夏站起身来，伸出手，和金成勋握了一下。
“艺术总监的合同，这两天就会拟出来，我们尽快签约。”
“还有，历史资料捐赠的事情，我先和官方层面报备一下，上面审批过后，我们立刻举办。”
“多谢任导，我随时听候您的消息。”
金成勋再次鞠躬，随后简单聊了两句，告辞回了酒店。
送走金成勋一行，任夏长舒一口气。
他刚才说的那个电影剧本，是他精心修改后的，甚至可以说是魔改版本的，以美国为社会背景的《寄生虫》。
魔改版《寄生虫》的设定，和原版共享的是同一个骨架，即底层之间的战争，以及横亘在贫富之间那道看不见却无法逾越的玻璃墙。
但在他的笔下，富人家庭被彻底重塑成了一户典型的美式白左精英。男主人是硅谷科技新贵，女主人是常春藤毕业的慈善家。
他们的豪宅里挂满了非洲部落的面具、东南亚寺庙的佛像、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彩色织毯，每一件都是精心摆放的“世界公民”身份标签。
他们在餐桌上谈论气候变化、种族平等和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语气真诚得连他们自己都深信不疑。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站在正义那一边。
但所有这些体面，都只停留在客厅的沙发以上。
地下室是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两个被挤压到社会最底层的家庭，一个墨西哥裔非法移民家庭，一个美国铁锈地带的白人贫困家庭，正在为争夺在这个白左精英家中寄生的最后一点生存空间而互相撕咬。
他们原本应该成为阶级盟友，却被制度压成了同一张薄纸的两面：一面写着“非法移民”，一面写着“白色垃圾”。
纸本身一模一样，都是被这个系统榨干之后随手丢弃的废料。楼上的男女主人在Instagram上发着“Black Lives Matter”的黑色方块，在公司年报里骄傲地宣称“拥抱多样性”，在慈善晚宴上为第三世界的饥饿儿童举起香槟杯。
而他们却对眼前仆人家庭的贫困视而不见，甚至恶语相向。
任夏几乎可以预见这部电影在欧美上映之后会引发的震荡，那种震荡不是来自某一方的愤怒，而是来自一种更微妙也更致命的集体不适。
左翼媒体和知识分子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他们不能批评这部电影，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控诉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而这正是他们声称自己最关心的议题。
但他们也不敢真心拥抱它，因为它用一把锋利到近乎残忍的手术刀，把他们在“关爱弱势群体”这面旗帜下隐藏的所有伪善、所有表演性同情、所有自我感动的慈善秀，一层一层剥得干干净净。
它告诉观众：你们引以为傲的进步主义价值观，在真正的底层厮杀面前，是一层薄得透明的窗户纸，一捅就破，破了之后露出来的，是被你们选择性无视的、赤裸裸的生存暴力和阶级仇恨。
右翼当然会把它当作武器大肆宣扬，拿着它的每一个镜头攻击左翼的虚伪。但他们同样不敢直视这部电影真正的内核，因为铁锈地带白人的贫困和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的绝望，正是被他们信奉的那套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手制造出来的。
他们用来攻击左翼的这把刀，刀刃上同样沾着自己的血。
没有什么比一个让左右两翼同时感到刺痛、却又各自心怀鬼胎地试图利用的故事，更能加速一个撕裂社会的自我消耗了。
魔改后的《寄生虫》的剧本在他手里压了大半年，从最初动笔修改的那一刻起，他就很清楚这个本子不可能由中国人来拍，但金成勋撞上来的确是意外之喜。
韩国导演在欧美文化市场的待遇和中国导演完全不同。
韩国电影在戛纳、威尼斯、柏林的入围率在过去十几年里持续走高，韩国类型片在奈飞等流媒体平台上的全球传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文化壁垒。
一部由韩国人执导、用的是韩国资金和团队的电影，无论内容多么尖锐，都不会被自动归类为“政治宣传”，因为欧美影评人和观众根本不认为韩国人拍社会批判电影是需要被警惕的政治行为。
这才是任夏最需要的东西。
不是中国没有导演能拍出《寄生虫》，而是中国导演拍的《寄生虫》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
任夏不需要在这部电影上刻自己的名字，他只需要它被看到。
把这些历史资料交给金成勋，同样是出自于这个角度。
中国人在国外办历史资料展览，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实在是太多了。
每一场展览都要提前几周摸清当地日裔团体的动向，每一个场地都要反复确认不会被临时取消，每一次媒体宣传都要借犹太人大屠杀的叙事框架，才能在美国保守派媒体上撬开一个角落。
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如履薄冰，就是金驰他们的感受。
这不是什么夸张的比喻，金驰从去年赴美到现在，已经遭遇了多次直接性的人身安全威胁。
但韩国人做同样的事情，遭受的助力比中国人要小的多。
对于西方人来说，韩国是一个被殖民了三十五年、被强征了二十万慰安妇，牺牲了百万劳工的西方阵营国家。
他们对日本的愤怒在西方人眼里是正常的，不需要拉偏架的。
西方人会下意识的认为中国人对日本的控诉是政治操作，但韩国人的同类型为，则丝毫不会引起怀疑。
甚至一些左翼的西方媒体，还会对韩国人的控诉报以相当大的同情感，以彰显他们所谓和平、正义的伪善面孔。
如果韩国也开始举办慰安妇的历史资料展览，对日本人产生的舆论压力将是巨大的。
这相当于在舆论场上开辟一个吸引日本人主要目光的第二战场，能极大地减轻金驰他们的压力。
此外，如果韩国慰安妇的话题，能够在舆论场上成功开拓，那么亚洲、澳洲范围内的许多国家，都有了尝试的可能。
如果能将十几个被日军占领国家中说不同话语的受难者的命运串联成同一条证据链，日本人赖账的空间就塌了。
当那些从未见过彼此的幸存者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法院、不同的年份说出同一句话的时候；当证据从一个点变成一张网，从一个国家的档案变成分散在全球十几个档案馆里的独立来源交叉印证的时候，就是日本编制了几十年谎言彻底破灭的时候。
这，才是任夏真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