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几十名错误较轻的，被处以登报致歉和全平台禁言半年到一年不等的处罚。”
任夏接过那份文件翻了几页。
高小松、陈蛋清、易中田、袁滕飞......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列在上面，每一条后面都标注了处罚依据和处罚结果。他看完之后把文件合上，抬起头看向对方。
“领导，说实话，我觉得这些处罚偏轻了。”
“你觉得偏轻，我也觉得偏轻。”李司长叹了口气，“但现实情况摆在这里。目前针对网络言论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账号十条’虽然已经公布了，但毕竟刚出台不久，用新规去处理旧问题，在程序上有一定难度。”
“《网络安全法》倒是到了草案的意见征求阶段，估计顶多再有两年就能正式立法，但这对于这一次的处罚是派不上用场的。”
他顿了顿：“所以只能就现有的制度，尽量行事了。”
任夏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追问处罚力度的问题。他知道能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公知群体在中文互联网上盘踞了十几二十年，多少人想动他们都没能如愿。
治大国若烹小鲜，思想领域尤其如此，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一棍子打死一群人，要讲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更要讲究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
要知道，这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公知赖在美国，这些人如果铁了心留在美国，反而更肆无忌惮，如果他们回到国内，反而会相对好处理一些。
“不过，”任夏忽然想起一件事，眉头微微皱起，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杨恒君是怎么回事？”
李司长的目光在那个名字上停留了一瞬，没有立刻回答。
任夏继续说：“杨恒君和其他十五个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问题。”
“此前在国内散布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谣言，很多都是经他的手炮制出来的。”
李司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看着任夏，轻咳一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一句听起来毫不相干的话：
“小任，有些事，我只能跟你说到这一步：明面上的处罚，只是明面上的。至于其他部门正在做的工作，不方便在这里说，我也并不完全清楚。”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意味深长：“现在把明面上的处罚公布出来，让他们过个明路，是为了让这些人放松警惕，同时也是走个程序，避免打草惊蛇。至于其他部门接手以后要做的事，就不是你我讨论的范畴了。”
任夏怔了一下，然后恍然。
杨恒君跑得太快了。
《真相》系列视频刚发第二期，这老狐狸就嗅出了风向不对，连夜买了机票飞往洛杉矶，比高小松他们还早了四五天。
到了美国之后更是销声匿迹，国内的所有社交账号全部停更，连以前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公知们都联系不上他。
这种警觉程度，要说背后没有专业的反侦察训练，任夏是不信的。
“我明白了。”他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
4月30日，五一前的最后一天。网信办的官方微博和官网同步发布了一条处置公告。
公告的措辞一如既往地克制而官方，没有情绪化的词汇，没有胜利者的姿态，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处理决定。
任夏坐在工作室的电脑前，看着那份公告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开来。最先反应的是B站。他那四期《真相》系列视频的评论区像是被人泼了一盆滚油，新评论以每秒十几条的速度疯狂涌入。
“高小松的账号终于凉了！大快人心！”
“不止高小松！陈蛋清、易中田全封了！十六个！一个没跑！”
“杨恒君呢？他怎么就禁言和罚款？”
“楼上别问了，肯定有原因，慢慢等后续。”
“支持任导！支持玉龙工作室！支持网络影评人协会！”
任夏的微博评论区更是炸成了一锅粥。
粉丝们蜂拥而至，有人庆祝，有人追问后续，有人把那份处罚名单做成了一张“公知阵亡清单”到处转发，还有人把公知们删帖的旧事重新挖出来，做成了一套完整的“从删帖到封号”的时间线图鉴。
而那一大批还赖在美国的公知们，也在公告发出的第一时间看到了结果。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洛杉矶、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的公寓里对着手机屏幕看到那份名单的。
有人当场把手机砸了。有人瘫在沙发上沉默了整整一下午。有人破口大骂然后被合租室友敲门让安静点。
有人注销了所有国内社交账号，好几天都不怎么跟人说话。
最惨的是那些被封禁两到三年的，他们在国内积累了几千万粉丝的账号一夜之间成了数字废墟，而他们在美国并没有任何可以重新开始的资本。
当然，也有暗自庆幸的。
那些只被禁言半年到一年的公知们，在短暂的沮丧之后迅速清醒过来。
禁言不是封杀，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只要能熬过这个风口，等舆论的热度退去，等互联网的记忆淡去，他们还有机会。至少比那些永久封禁的人强太多了。
更关键的是，当这些从最初的错愕、愤怒和沮丧中勉强消化完处罚信息之后，一个现实的抉择就摆在了几乎所有人面前：要不要回到国内？
答案其实并不需要犹豫太久。
因为真实的美国是什么样，他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太清楚了。过去二十年公知群体在中文互联网上编织的那套“美国神话”，在《真相》系列视频的铁证面前碎得渣都不剩，但是他们编织的神话虽然碎了，他们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却远比普通网民深得多。
他们在节目里吹美国医疗免费、吹美国人人平等、吹美国空气香甜，但他们自己从来不买那个账。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被他们吹成天堂的地方，对于不掌握财富和资源的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身份，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留在美国只能坐吃山空，这种落差比被禁言更让他们寝食难安。
而回到国内，尽管最风光的那些资本，粉丝量、话语权、广告商的信任——似乎确实已经无法恢复到从前了，但还有另一层不易垮的东西留在了原地。
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是公共知识分子们冲在前面圈粉，他们身后还围着出版社、高校、文艺研讨会、熟人饭局里看不见却摸得着的资源网。
账号被封了可以等近期风头过去再开，节目被下了可以换个平台重来，但书还没禁，人还没进去，他们多年交织的利益网络还能使用。
这种盘根错节的人脉网在明面上的处罚里毫发无损，不会因为一条社交管理公告就自动崩盘。
只要人还在国内，只要还能出入于某些场合，就有机会重启，哪怕小打小闹地回到圈子里也比在异国他乡当一个客居者从头起步强得多。
于是，在处分公告发布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从洛杉矶、纽约、旧金山、芝加哥飞往BJ、上海、广州的航班上，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久违的面孔。
有的人戴着口罩和墨镜，全程低着头没人认出；有的人在海关被记者堵了个正着，对着镜头勉强挤出个笑容，说了句“接受组织的教育”就匆匆钻进接机的车里。
网络上的喧嚣还在继续，而他们选择用沉默和低调，来赌一个或许还能重新开始的契机。
经历了这么多大风大浪以后，任夏的心态反倒变得非常平和。他没有把这份胜利当成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只是把网信办的公告链接转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这条微博发出去，评论区炸得比公告本身还要热闹。但任夏没有再看那些评论。
他关掉电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片刚被柳絮铺了一层白的街道，眼前闪过杨恒君那个名字，想起李司长说“其他部门接手”时那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对于那几个人来说，真正的审判还没有开始。
而对于他来说，这件事的尘埃落定，同样也意味着另一场战斗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