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夏把莫岩引发的声浪称之为苍蝇碰壁，并不是盲目自大。
莫岩的回应虽然声势不小，但破绽也多。
他那段关于文学创作的辩护看似强硬，却刻意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西方文学奖在冷战期间被系统性地用作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这是有大量解密档案可以证明的事实。
这些内容任夏在做《带着镣铐的爱国者》时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只是还没来得及用。
他本来还想和余骅在作者论上面好好较量一番，但莫岩既然主动把脸凑过来找抽，他也不会惯着就是了。
6月12日，文汇报文化版以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刊发了任夏的署名文章。
文章的标题就显得杀气腾腾：《褪下莫岩那张名为“文学”的狗皮》。
开篇第一句话，任夏就直接点名，没有任何拐弯抹角：
“莫岩在沪上论坛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写的书，说他写的是他从小长大的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但他的作品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本人特地重新回顾了一遍这位大作家的作品，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位大作家的作品中，至少存在着三大类严重错误。”
“这些错误，已经完全超出了一部文学作品所谓创作需要能够解释的部分，甚至完全走向了文学创作的反方向，开始了肆无忌惮的造谣和污蔑。”
“而这其中的第一部分，就是涉嫌抹黑、侮辱革命英烈。”
任夏从《红高粱家族》开始剖析。
这部小说里写有三支抗日力量：土匪余占鳌的队伍、国民党冷支队长的队伍，以及八路军游击队，队长绰号“江小脚”。
小说的叙事框架中，三支力量的待遇截然不同。
余占鳌被塑造成一心抗日、战功累累的民间英雄，而八路军则被描绘成畏缩不前、专事抢夺的角色。
小说借土匪余占鳌之口对八路军进行了这样的斥责：“妈的，我全不信你们，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而江队长的真实目的，则是向余占鳌索取枪支弹药。
任夏在这段引文后面只批了一句：在莫岩的文学世界里，八路军的“联合抗日”被描绘成事后讨要战利品的借口，而非真正的并肩作战。
更令人不安的是小说中对八路军形象的具体刻画。
小说描写余占鳌面对八路军战士时的内心活动：“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张脸上打着鲜明的土八路的印记，是胶高大队！江小脚的人！土八路！”
而对于一场混乱的冲突场面，小说写道：“爷爷看到了，在乱纷纷的人海里，土八路脸上鲜明的特征。他们像溺水的人一样拼命挣扎着，他们脸上那种贪婪凶残的表情令爷爷心如刀绞，往日里慢慢滋生的对八路的好感变成了咬牙切齿的憎恨，爷爷准确地打碎一张又一张这样的脸，他自信没有枉杀一人。”
任夏把这段话单独框出来，加了一句批语：一个被莫岩塑造成抗日英雄的人，“自信没有枉杀一人”地射杀八路军战士。
在这种叙事逻辑下，杀八路军不仅不是罪恶，反而成了一种正义行为。
小说中对八路军最为触目惊心的描绘，是那段污蔑胶高大队为“狗皮部队”的文字。
小说造谣胶高大队偷走狗皮制成御寒衣物：“那年的漫长寒冷的春天里，高密东北乡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队。大队长江小脚身披一张硕大的红狗皮……小脚蹀躞，狗毛翻滚，粗大的狗尾巴夹在双腿间”。
而战士成麻子上吊自杀时，“他上吊时也没把那张狗皮解下来，所以从后边看，树上好像吊着一条狗；从前边看，树上吊着一个人”。
任夏在这里停了笔，指名道姓地再度狠批莫岩：“将八路军比作“狗”，甚至死后仍以“狗”的形象示人，这种描写所传递的隐喻已不能用“讽刺”来解释。”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山东抗日期间八路军和军民死亡达九十万，平均五个参加抗战的山东八路军战士中只有一人活到战后。
这些人的牺牲，在莫岩笔下就换来一个“狗”字。
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主要涉及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形象，那么《丰乳肥臀》则将时间线延伸到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时期。
任夏逐条列举：在这部小说中，八路军爆炸大队进驻大栏镇后，从未被描写过对日作战，反而被塑造成道德败坏、军纪松弛的队伍。
小说写一个八路军战士“在全村认了二十多个干娘，干娘们恨不得都将乳头送到战士嘴里”，写百姓骂八路军“抗日抗日，抗一片花天酒地”。
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被描写成与战士争风吃醋、随意枪毙下属的形象。
更荒唐的情节是，政委让哑巴代理班长，而哑巴上任当天即强奸妇女。
任夏在这里忍不住加了一句：古今中外，再愚蠢的指挥员也不会让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当班长，但莫岩偏偏在八路军指挥员身上编造出这种情节。
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时，小说同样以负面的笔触进行刻画。
莫岩写解放军排长欺压百姓，被百姓骂“你有娘吗？你是人养的吗？”；写解放军指导员强征百姓推车，导致百姓悲伤自尽身亡。
此外，小说还将志愿军一等功臣描写为“性虐待女性”的恶人。小说《灵药》同样涉及对革命力量的负面描写，开篇就写武装工作队贴出告示“告诉村民们说早晨要毙人”，并“号召能动的人都要去看毙人，受教育”，还补充说“那年头毙人多了，人们都看厌了”。
敌后武工队被描绘成滥杀无辜的组织。然而真实的武工队是在敌占区执行极端危险任务的力量，与莫岩笔下的形象截然相反。
将这些描写综合起来看，一个系统的叙事模式浮现出来。
在莫岩的文学世界中，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赋予了负面形象：贪婪、残忍、虚伪、无能、道德败坏。
任夏在这里引述了一位老红军曾经说过的话作为批注：“如果我们的武装力量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一群浑浑噩噩、为非作歹的乌合之众，我们不是早就完蛋了吗？腐败绝对不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固有的。”
第二部分严重错误，则是对地主和还乡团的系统性洗白。
任夏把解剖刀对准了《生死疲劳》。
这部小说的核心叙事视角是被枪毙地主西门闹的“冤屈”。在阎王殿前，西门闹如此为自己辩护：“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
这段自白是整部小说情感立场的基础，西门闹被塑造成一个“勤劳致富”的“大善人”，而土改中被枪毙则是“莫须有的冤案”。
任夏在这段引文后面只问了一句话：你“乐善好施”、“修桥补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种你地的农民都这么穷，而你这地主却这么有钱呢？你没有剥削欺压过那些贫苦佃农吗？
然后他直接调出土改的原始档案。
根据1947年《土地法大纲》关于土改的解释：土地改革废除的是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几乎无地可种。
土改的目的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除极少数罪大恶极者外，绝大多数地主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然而在《生死疲劳》的叙事中，土改被描绘成一场针对“善良地主”的暴行，土改干部则被矮化为“滥用暴力的地痞流氓”。
莫岩通过西门闹的畜道轮回视角，刻意放大土改中的个体悲剧，却对封建土地制度下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土地的制度性压迫视而不见。
这种选择性叙事使土地革命被歪曲为单纯的“暴力循环”，完全遮蔽了其解放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意义。或者说，这部小说完全是在以地主阶级的角度重新讲述历史，力图改变真实的历史。
对《丰乳肥臀》的剖析更加猛烈。
任夏把小说中斗争宣判大会的场景整段摘了出来：被“捆绑得像粽子一样”押上台的人中，知名的竟没有一个是恶霸地主，甚至连普通地主也没有，棺材铺掌柜、卖炉包的、开油坊的、香油店掌柜都是小工商业者，还有私塾先生。
小说描写区小队干部吃包子不给钱，还扇人耳光、骂“妈拉个巴子”，更有甚者，小说描写了一个“大人物”，一位“最负盛名的土改专家”，曾经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
这个“大人物”被描写得阴森可怖：坐在台上“面孔如铁，杀气逼人”，“阴鸷的眼睛”扫视百姓，讲话“像长长的纸条在阴凉的东北风中飞舞”，他还指示枪毙逃犯司马库的三个无辜小孩。
而与这种丑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莫岩对还乡团头目司马库的美化。
任夏把司马库在小说中的形象逐条列出：司马库是上官鲁氏的二女婿，大财主出身，先是国民党军官，后担任还乡团团长。
在小说中，他被描写得“恍若天神下凡”，虽然好色，但“不祸害乡里、不滥杀无辜，慷慨仗义，敢作敢为”。
他带着还乡团赶走共产党的爆炸大队后，大栏镇“解放”了，群众“欢天喜地，夹道欢迎还乡团”。
司马库兄弟俩“杀猪、杀牛煮成一盆一盆的猪牛肉”，摆在大街当中，还挖出大缸陈酒，“叫人尽管喝酒，尽量吃肉，尽情欢乐”。
还乡团还把蛟龙河上的冰炸开许多大窟窿，让群众捕鱼改善生活。还乡团被描绘成了“仁义之师”，对老百姓关怀备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描写共产党八路军归来时的场景截然不同。
任夏用一句话点出了这种双重标准：莫岩描写国民党还乡团赶走八路军时非常“温柔”，而等到八路军独立团打回来的时候就是“杀全家”了。
在小说中，母亲上官鲁氏对几个女婿的态度也极具象征意义：她欣然收养了汉奸大女婿沙月亮的女儿和国民党二女婿司马库的儿子，却拒绝收养共产党员五女儿的私生子，还恶毒大骂：“我给你养？我把你的私孩子给你扔到河里喂王八，扔到井里喂蛤蟆，扔到粪里喂苍蝇！”
国民党司马库的妻子则在母亲“乳沟里洒上法国生产的紫夜牌香水”，司马库也对她说：“从今以后，您就等着享福吧！”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母亲“过得颇顺心”，乳房也“恢复了青春”；而共产党归来之后，母亲又开始了苦难，被关押、吊打。
这种鲜明的对比叙事，使得小说的政治立场几乎不加掩饰。
任夏在这里写了一句极其刻薄的批语：这种叙事手法简直荒唐到可笑。即便是在战争年代，国民党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也找不到作家来编造。几十年后，却有莫岩横空出世，以《丰乳肥臀》填补了这空白。
写完这句批语，任夏没有停留在文学分析上，他直接放出了真实历史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