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还没到，门楣上只拉了一道红底白字的横幅，上书“热烈欢迎香港知名爱国实业家包玉刚先生一行”。
周永年迎上来，和领队的外事干部握了握手，又朝记者们点点头，道：
“各位记者同志，欢迎来到江南造船厂。今天包老先生要来参观我们的数控车间，诸位可以先在车间外围等候，也可以留在这里跟着我们大部队。”
记者们下了车，三三两两地在指定区域散开。
有人架起三脚架，有人趴在花坛的水泥沿上整理采访提纲。
梁文斌找了个背风的墙角站着，把公文包垫在胳膊底下，又开始摸烟。
就在这时，厂门口方向传来几声短促的汽车喇叭声。
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缓缓驶入，后面跟着一辆军绿色的北京吉普。
车门打开，一个拄着紫檀木手杖的老人，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慢慢走下车来。
这一行人正是包老太爷。
他站定之后，没有急着挪步，只是抬起眼，静静地望着眼前这座灰扑扑的造船厂大门。
四十多年前他离开上海时，这里还叫“江南制造局”，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不过那时候，江上泊着外国人的军舰，灰色的舰身，飘扬的米字旗和太阳旗，像一条一条恶犬，扼住了中国人的咽喉。
四十年后，他再次回到这里，即将见证中国工业的又一次突破。
厂门口，一群人早已候在那里。
“包先生!”周永年快步迎上来，双手握住包老太爷的手：
“欢迎您来江南造船厂!我是厂里总工程师周永年。”
包老太爷握着他的手，笑着点了点头:
“周总工，久仰了。这几个月，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周永年连忙道：
“包先生，实不相瞒，这大半年来我天天盼着这么一天。您来了，我们心里这块石头才算真正落了地。”
一行人一一握手。
与此同时，记者们的镁光灯便噼里啪啦地闪了起来。
就在这时，厂门口又传来一阵骚动。
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缓缓驶入，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
最前面是接待员兼司机，他引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方男人大步走了过来。
那人穿着一件藏蓝色的西装，胸前口袋里露出一角雪白的手帕，正是英国验船师霍克·威尔逊。
记者群里有人认出了他:
“霍克·威尔逊!他就是那个年初判废了江南厂全部钢板的英国验船师!”
记者们纷纷给霍克特写。
在今天这个时刻请来劳氏船级社的验船师，显然，中国人对自己刚刚突破的数控技术很有信心。
周永年迎上去，和霍克握了握手。用中文说道：
“威尔逊先生，欢迎再次来到江南造船厂。”
一旁的翻译立刻翻译。
霍克的表情有些微妙。他说：
“周先生，我收到了你们的邀请。说实话，我很意外。”
“意外什么?”周永年问。
“意外你们还敢请我来。”霍克说得很直白。
周永年微微笑了笑。
那笑声里，带着一种压抑已久终于释放的畅快。
“威尔逊先生，正因为上次是您判废的，所以这次还得请您来。”周永年说：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从哪里跌到，就从哪里爬起来。”
霍克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我很期待。”他说。
同时，霍克的心里却在想着另一件事——
就是法那科的委托。
他是验船师，技术上还是造诣颇深的。
如果能在现场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哪怕只是辨认出对方的控制系统是用的哪种平台，他就能为法那科提供第一份直接证据。
周永年又和霍克说了几句，便引着包老太爷、霍克以及身后的记者团，朝厂区深处走去。
走了约莫十来分钟，前方出现了一栋崭新的钢结构厂房。
厂房的外墙刷着灰蓝色的防锈漆，门楣上挂着一块崭新的牌子，上面用红色楷体写着四个大字——“数控车间”。
车间门口，早已站了两排人。
左边一排是江南厂的工人代表，清一色的蓝色工装，安全帽夹在腋下，站得整整齐齐。
右边一排是从首都第一机床厂赶来的技术骨干，还有几位从沈阳、哈尔滨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兄弟单位代表。
“数控车间”这四个字，是红漆新刷的，旁边的墙壁上还新贴着几张标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车间的大门被缓缓推开。
日光灯把整间厂房照得亮堂堂的，纵横交错的工字钢梁下，五台龙门式数控切割机一字排开，像五头沉睡的钢铁巨兽，静静地卧在导轨上。
每一台机床的龙门架都足有八米宽，横梁上悬挂着割枪，导轨笔直地伸向车间深处，总长超过二十米。
工人们穿着整洁的蓝色工装，在操作台前忙碌着。
大家分工明确，调试参数的调参数，记录数据的记录数据。
头顶上，龙门吊正沿着轨道缓缓滑行，吊臂下悬挂着一块足有五米多长的船体外板坯料，在空中微微摇晃着，被准确地送到一台机床的切割台上。
车间里，不再是火花四溅的景象。
包老太爷站在车间门口，望着眼前这五台正在运转的数控切割机，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涩。
他想起一九六三年在汉堡港，德国人带他参观德意志造船厂的数控车间。
那时候，德国工程师说：“你们亚洲，应该暂时没有人能做到。”
几年后，日本人做到了。
十七年了。
整整十七年后。
中国人也做到了。
此刻，包老太爷站在这间中国人的数控车间里，听着机床低沉的嗡鸣声，闻着那淡淡的切割烟尘，忽然觉得，这十七年的等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