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完二十四级台阶，进入电影宫。
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各个入围剧组的成员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交谈。
郑辉的目光快速扫了一圈。
王家卫没来。
他电影出了问题，《花样年华》的后期制作发来的拷贝声画竟是错乱的。王家卫不得不打电话回去，要求全部重做。
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一直持续到19号晚间，首映前一晚，他才终于带着那份完好的拷贝降落在戛纳。
姜文来了。
他站在大厅靠右的位置，身边围着几个欧洲记者和制片人，他大声说笑，那种浑身上下散发的草莽之气，隔着半个大厅都能感觉到。
杨德昌也来了。
他站在大厅的另一侧，和一个日本人在说话，身边还有几个台湾来的工作人员。
郑辉和杨德昌的目光隔着大厅交汇了一下。
两个人都微微点了一下头。
今年这届戛纳，杨德昌会凭借《一一》拿到最佳导演奖。
而金棕榈最终会归于拉斯·冯·提尔的《在黑暗中起舞》。
郑辉并不确定自己的出现会不会改变这个结果。
《爆裂鼓手》是一部强有力的竞争者，它的类型和气质在这届入围名单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其余的大多数是作者电影的慢节奏叙事，而《爆裂鼓手》是一头猛兽，它用凌厉的剪辑和极致的音乐暴力冲击观众的感官。
戛纳的评委们会喜欢这种类型吗？
郑辉不确定。
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需要把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
电影本身已经定型了，后期改不了了。但首映当晚的沙滩音乐派对，那是他唯一还能主动出击的战场。
让他们在银幕上看完电影，然后在沙滩上看到那个角色活过来。
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正想着，一个身影大步走了过来。
姜文。
他那边和欧洲记者聊完了，回头一转，看到了郑辉，眼睛一亮，径直走了过来。
“郑辉！”
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隔着好几步就开始打招呼了。
“姜导。”郑辉迎上去，两人握了握手。
姜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不错啊，头一次拍电影就能来戛纳。牛逼。”
“姜导第一次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也直接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了吗？姜导也牛逼。”
姜文咧嘴笑了一下：“你小子，嘿，有意思。”
他四下扫了一眼，目光掠过会场门口那些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嘴角挂着点玩味的笑：“我戛纳也是头一回来。不过我这个头一回，跟你的头一回不太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点自嘲，但又不是真的在自嘲。
更像是一个人明知道前面是坑，还故意大步迈过去，迈完了还回头朝那坑吐口唾沫。
郑辉听懂了。
姜文的《鬼子来了》没有龙标，带着一部没过审的片子来戛纳参赛，这事儿说白了，就是甩了电影局一个嘴巴。
“回去之后…会有麻烦吧？”郑辉说出这句话。
姜文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麻烦？拍电影哪有不麻烦的。”
“他们要禁就禁呗，我又不是只会拍电影。大不了去演戏，演戏我也不差。”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郑辉能看出来，他真不在乎，老子就是这么做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不过郑辉心里却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你说你去演戏，你倒是老老实实演啊。
前世陆太郎拍《寻枪》，姜文挂着男主角的名头进了组，结果呢？
圈里圈外看过成片的人，十个有九个半都觉得这片子是姜文拍的。
什么镜头语言、叙事节奏等等，陆川只是名义上坐在导演椅上的人，真正在掌控一切的，从来都是姜文。
说白了，让姜文去别人的戏里老老实实当演员，那是妄想，而且现在也没人镇得住他。
这人骨子里就是要当导演。
“你的片子排在哪天？”姜文问。
“十八号。”
“好。”姜文拍了拍他的肩膀：“十八号我来看。你的片子我提前看了预告，有意思。”
他顿了一下，又说：“你来看我的吧？我是十五号。”
“好，十五号，我一定来。”
“一言为定。”
姜文又拍了他一下肩膀，然后大步流星地走了。
……
开幕式结束后，回到酒店。
环球影业的公关团队已经排好了接下来几天的采访日程。
“郑先生，十五号和十六号各安排了一场圆桌采访，每场一桌。
十五号是英美主流媒体，包括《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帝国》杂志。
十六号是法德主流媒体，《世界报》、《解放报》、《明镜周刊》。”
郑辉翻了翻名单，点了点头：“可以。”
公关负责人又补充道：“这两天的采访主要围绕电影的创作过程、您的个人背景和从歌手跨界导演的话题。”
“明白。”
……
十五号。
上午十点，郑辉去了姜文的放映厅看了《鬼子来了》。
看完之后，郑辉沉默了很久。
黑白的画面、荒诞的故事、鲜血淋漓的结尾，姜文用极端的方式把人性中最复杂的东西撕开来给你看。
从放映厅出来的时候，姜文就站在门口，手里夹着根没点的烟。
“怎么样？”
“好电影，我很喜欢。”郑辉没有说客套话。
姜文点了点头，把烟叼在嘴上：“十八号，看你小子了。”
“嗯。”
……
五月十五号。
环球影业安排了圆桌采访。
环球影业把今天的采访安排给了英美主流媒体，一共六家——《好莱坞报道者》、《帝国》杂志、《卫报》、《纽约时报》文化版、BBC文化频道、以及一位独立影评人。
六位记者围坐在圆桌旁，面前各自放着录音笔和笔记本。
郑辉坐在圆桌的一端，身边放着一杯茶，他自己国内带来的茶泡的。
圆桌采访不同于一对一专访，它更像一种座谈，记者们轮流提问，采访对象回答，其他人旁听并补充追问。
《好莱坞报道者》的记者率先开口：“郑先生，你在音乐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亚洲市场的CD唱片销量超过千万，是什么让你决定从音乐转向电影？”
“不是从音乐转向电影。”郑辉纠正道：“是回到电影。”
记者微微挑眉。
“我在进入音乐行业之前就打算做电影，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积累资源和影响力的手段，最终的目标一直是电影。”
“所以音乐是手段，电影是目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手段不代表不认真，我对音乐的态度和对电影一样严肃。”
《卫报》的记者接过话头：“我们注意到，今年戛纳主竞赛有四部华语电影入围，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你怎么看待自己和姜文、王家卫、杨德昌同台竞争？”
“我不觉得这是竞争。”
郑辉说：“我们四个人拍的是完全不同的电影，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议题。
姜文导演关注的是历史和人性，王家卫导演关注的是时间和情感，杨德昌导演关注的是都市和家庭。”
“而我关注的是极限。一个人为了达到某种极限，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同一个竞赛单元里有四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我觉得这恰恰说明华语电影的表达维度是多元的。”
BBC文化频道的记者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导演，你如何说服像张国立这样经验丰富的老牌演员，接受你的指导？”
郑辉说道：“我没有说服他。是剧本说服他的。”
“一个好的导演不需要用年龄或资历去压制演员。他需要做的是把剧本写到让演员看完之后，自己就想演的程度。
张国立老师在看完剧本的当天就答应出演了，并且他还主动试镜演了一幕，我当时就觉得我找对人了。”
“至于在片场，我和他的关系不是导演命令演员，而是两个人一起寻找角色的最佳表达方式。”
采访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临近结束的时候，《帝国》杂志的记者忽然抛出了一个问题。
“郑先生，我听说在电影中有一段打鼓的镜头，速度达到了每分钟四百拍。
这个速度是你拍电影之前就能做到的，还是为了电影专门练的？”
郑辉看着他，沉默了会后回答：“因为需要，我才展示。”
在场的记者们互相对视了一眼，显然都在咀嚼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需要，所以显示。
不是因为能做到才拍，也不是因为电影需要才去练。
而是因为这部电影需要这种速度，所以我把它展示出来。
至于我本身是否具备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的上限在哪里，那不在讨论范围内。
BBC的记者在本子上记下了这句话，然后抬头笑了笑：“谢谢您，郑先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
……
十六号，法德媒体的圆桌采访。
风格和头一天略有不同，法国记者更关注电影的美学表达和哲学层面的思考，德国记者则对制作流程和技术细节更感兴趣。
《电影手册》的记者又来了，这次不是独家专访，而是参加圆桌。
他问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你的电影探讨的是极致追求的代价。你自己认为，为了极致，值得付出一切吗？”
郑辉想了想后说道：“我不知道值不值得。
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能犹豫，那说明你还没到那个地步。”
“真正到了那个地步的人，不会问值不值得。他只会继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