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影的镁光灯刚灭，伍万里和刘汉青正了正军装的领口，并肩朝礼堂外走去。
走廊两侧的哨兵看见他们的军衔和年轻的面孔，顿时充满敬意的立正敬礼。
就在这时，一名干事小跑着追上来：“伍万里同志，刘汉青同志，请留步。”
刘汉青转过身：“什么事？”
干事压低声音说：“刘汉青，你父亲请你和伍万里同志去丰泽园一趟，家宴。”
刘汉青微微一愣，随即点头：“我们马上到。”
干事又敬了个礼，转身快步离开了。
走廊里重新安静下来。
刘汉青拍了拍伍万里的肩膀：“走吧。”
伍万里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两人走出大楼，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已经等在门口。
司机是个老同志，看见两人出来，立刻拉开车门。
刘汉青先上了车，伍万里跟在后面。
吉普车驶出大院，沿着长安街往西开。
穿过大门，岗哨的卫兵看见车牌立正敬礼。
吉普车减速，缓缓驶入，最终在一座朴素的小院前停下。
院门口没有挂任何牌子，只有两棵老槐树一左一右地守着，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子。
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中年妇女站在门口，看见刘汉青下车，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汉青回来了。”
刘汉青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阿姨。”
中年妇女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目光落在伍万里身上。
她的目光很和善，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说：“这就是伍万里同志吧？
果然年轻有为。
快进来，饭菜都准备好了。”
伍万里立正敬了个礼：“首长夫人好。”
她笑着摆了摆手：“别叫首长夫人，家里不兴这个。
跟汉青一样叫阿姨就行。
来来来，快进屋，外面凉。”
院子不大，青砖铺地。
刘汉青走在前面，推开堂屋的门。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
一张八仙桌，几把木椅子，靠墙立着一个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书。
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笔迹苍劲有力。
八仙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四菜一汤，都是家常菜。
一盘红烧肉，一盘清蒸鱼，一盘炒青菜，一盘炒鸡蛋，中间一盆冬瓜汤，还冒着热气。
桌边还摆了一碟辣椒酱，红亮亮的。
伍万里站在门口，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边的老首长。
老首长穿着一件中山装，头发梳得很整齐，但两鬓已经有些花白了。
他正低头在看手里的一份文件，听见门响抬起头来：“来了？坐。”
老首长放下文件，朝伍万里招了招手：“饭菜都凉了，咱们先吃。”
伍万里站在门口，喉头发紧，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刘汉青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下，低声说：“我爸让你坐。”
伍万里回过神来，立正敬了个最标准的军礼。
老首长摆了摆手，笑着说：“在家里不搞这一套。坐吧，伍万里同志。”
这时候，两个姑娘从里屋走了出来。
走在前面的那个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蓝布裤子，短发齐耳，长得很像她的母亲，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跟在后面的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眼睛很亮，透着股机灵劲儿。
老首长指了指两个姑娘，语气里带着父亲特有的慈爱：“这是我大女儿，这是我小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在别处工作，今天赶不回来。”
两个姑娘朝伍万里和刘汉青笑了笑，在桌边坐下。
伍万里和刘汉青也在桌边坐了下来。
伍万里坐在老首长的左手边，刘汉青坐在右手边。
老首长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伍万里碗里：“今天没有外人，就是家里人吃顿便饭。
你打了那么多年仗，该补补了。”
伍万里看着碗里那块红烧肉，心中一暖。
老首长自己也夹了一块肉，就着米饭吃了起来：“吃啊，别愣着。
这道红烧肉是你阿姨的拿手菜，平时可不容易吃到。”
夫人笑了：“哪是什么拿手菜，就是普通的红烧肉。
万里同志别听他瞎说，随便吃。”
伍万里低下头，把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
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带着一股冰糖的甜味和酱油的咸香。
他端起饭碗又扒了一大口米饭。
老首长看着他吃饭的样子，眼睛里带着一丝笑意，放下筷子对夫人说：“看看，这才是当兵的人吃饭的样子。
汉青吃饭就太斯文了，跟个大姑娘似的。”
刘汉青正在夹菜，听见这话手一抖，青菜掉回了盘子里。
两个姑娘同时笑出声来，小女儿笑得最欢，辫子都在肩膀上跳。
小女儿笑着说：“爸，您又拿大哥说笑了。
大哥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可不斯文，朝鲜的美军和越南的法军最怕的就是他。”
老首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着刘汉青的眼神里有一丝骄傲：“我知道。
汉青和万里这两个娃娃在越南打得不错。
那些战报我都看了。
我没记错的话，长津湖那一仗，伍万里同志就跟着第七穿插连就打穿了美军北极熊团的防线吧？”
伍万里咽下嘴里的饭：“报告首长，那时候我们连其实伤亡也很大。
打到最后，全连能站着的不到三分之一。”
老首长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他放下茶杯，目光变得深远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伤亡是难免的事。
你们在前线打了仗，流过血，亲眼见过同志的牺牲，应该懂这个道理。
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当年革命也好，长征也好，都是提着脑袋干的。
最初那批人，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十个人里一两个都不到。
1927年秋收起义的时候，我们队伍里有个小战士，才十六岁。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娘把他送到队伍上，说跟着党走有饭吃。
小战士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我就教他写字，教他认红旗，教他唱国际歌。”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一些：“后来在井冈山，一次反围剿，他为了掩护伤员撤退，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胸口。
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就用手指在我手心里划，划了三个字。
他划得很慢，但我认出来了。
他划的是不后悔。”
饭桌上安静了几秒，伍万里听着有些触动。
老首长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声音恢复了平静：“那个小战士叫什么名字，我今天还记得。
他叫李三娃，江西永新人。
像他这样的同志，还有千千万万。
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这顿饭。”
伍万里放下筷子，挺直了脊背：“首长，您放心。
我们这些人还活着，我们这代人还会继续守下去。
如果祖国需要，我们随时准备做出一切牺牲。”
刘汉青也跟着说：“爸，我和万里在朝鲜的时候就说好了。
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们就在最需要的地方钉着，绝不后退半步。”
老首长看着面前这两个年轻人，顿时有一种看见后继有人的欣慰。
他点了点头：“好！你们两个有这个决心，我信。
不是信你们说的话，是信你们做的事。
长津湖、砥平里、上甘岭、金城、奠边府，这些仗你们都打过来了。
你们身上的伤疤比你们的军功章更有说服力。”
他拿起筷子给伍万里又夹了一块鱼：“先吃饭，吃完饭再说正事。”
接下来的饭桌上，气氛慢慢轻松了起来。
小女儿话很多，缠着刘汉青讲奠边府打仗的故事。
刘汉青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说：“其实奠边府最关键的那一仗，是万里带着突击队从地道钻过去，在法军背后发起的突袭。
我那时候在后方的指挥部里，除了盯着地图和电报，什么也做不了。”
小女儿立刻转向伍万里：“伍同志，你讲讲！地道挖了多长？在里面走了多久？”
伍万里笑了笑：“地道大概一千八百米长，在里面弯着腰走，走了快二十分钟。
地道里很窄，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过，空气也不好，走到后面闷得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