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没有打领带，头发有些长，看上去不像导演，更像一个刚从剪辑室出来的加班工。张艾嘉一袭白裙，颈间一条细细的金链子，走在杜琪峰旁边，不像是女明星，倒像是一个陪着丈夫出席公司年会的妻子。
记者们喊着“杜导演看这边”，杜琪峰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张艾嘉倒是微笑着冲镜头点了点头。她做惯了这种事，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
龚雪到的时候，人群明显躁动了一阵子。《中南海保镖》的热度还没散，《阿郎的故事》的预告片又把她推到了聚光灯下。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裙，料子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珠光，裙摆刚好到脚踝，露出一双银色的高跟鞋。头发盘成低髻，耳朵上戴着一对小小的珍珠耳钉。
没有项链，没有手镯，简洁得几乎朴素。但站在红毯上，那种安静的气场反而比任何珠光宝气更抓人。记者们喊她“龚小姐”，她停下来，微笑着让人拍了几张，然后快步走进影院。她知道今晚的主角不是她，是阿郎，是波波，是杜琪峰。她不想抢风头。
但是，风头不是她不想抢就不抢的，人往这一站，轻轻一走，哪还有抢不过来的风头？
关山月没有走红毯。他从侧门进了影院，在走廊里遇到了邓丽君。她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礼服，领口开得恰到好处，头发披着，一侧别了一枚珍珠发卡。她不是为了抢镜头，是为了告诉那些小报上等着看她出丑的人——她和龚雪之间，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些事。
“山月，你猜明天报纸会怎么写？”邓丽君靠在墙上，手里捏着一只没有点火的细长的女士烟。
“怎么写？”
“邓丽君龚雪同框，关山月左右逢源。”她用烟头在空气中划了划，像是在勾勒那几个字的形状。“标题我都替他们想好了。”
关山月没有接这个话茬。走廊那头有人喊他，他冲那边点了点头。“你先进去坐。散场别走，一起吃饭。”
邓丽君把烟收进手包里，弯起嘴角。“好。”
放映厅里座无虚席。一千二百个座位，没有一个空着。嘉禾的人说这是春节档最紧俏的一场票，黄牛在门口把票价炒到了原价的几倍，照样有人买。关山月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左边是邹文怀，右边是杜琪峰。龚雪坐在他后面一排，旁边是邓丽君。两个人从落座就开始低声交谈，不知道在说什么，龚雪偶尔笑一下，邓丽君也笑。
灯光暗下。银幕亮起。
邹文怀曾经劝过关山月，说春节档的观众想看开心的东西，阿郎最后死了，票房会不会受影响。关山月说，让观众哭，他们也会买票。邹文怀没有再劝。他信关山月，不是因为关山月永远正确，是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错过。
一百一十分钟后，银幕变黑。
放映厅里没有掌声。不是因为不好看，是因为没缓过来。阿郎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幕定在每个人的视网膜上，像一个怎么也抹不掉的烧灼痕迹。
有人开始抽泣，在安静的放映厅里显得格外清晰。最开始是一个年轻女孩，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旁边的人递纸巾给她，她没有接，只是摇了摇头，眼泪止不住。然后是一个中年女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按着眼角。她旁边的男人小声说“电影而已”，她没有理他。
后排有一个男人，从电影后半段开始就不再发出任何声音，灯光亮起时，旁边的朋友发现他的眼眶红了。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看了一辈子电影，这是第一次哭。
人们开始退场。脚步很慢，像是在走出一个不愿醒来的梦。有人回头看了一眼银幕上最后定格的那一帧——阿郎骑在摩托车上，头盔遮住了脸，但他知道头盔下面是笑着的。那个笑容里有释然，有诀别，有对一个孩子和一个女人的歉意。这些东西都在头盔后面，观众看不见，但都能感觉到。
杜琪峰坐在第一排没有动。他盯着银幕，像是还没有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关山月侧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递过去一根烟。杜琪峰接过来没有点，只是捏着，指尖微微发白。关山月自己也没点。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坐着，任由散场的观众从身边流过。
邹文怀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人。他拍了拍关山月的肩膀，只说了一句话。“关导演，你又赢了。”
关山月摇了摇头。“是杜导演赢了。”
杜琪峰听到自己的名字，像从梦里被拽了出来。他转过头，看着关山月，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千言万语，都在那个点头里。
首映第二天，全香江的报纸都在讨论《阿郎的故事》。
《明报》用了整整半个版面。标题是一行粗黑的大字：“香江电影史上最催泪的爱情片”。文章写道：散场时记者看到至少一半观众红着眼眶走出来。有一位中年妇女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是在哭阿郎，我是在哭自己。”这句话比任何影评都有力量。
《东方日报》的头条是周润发的大幅剧照——阿郎倒在血泊中，头盔滚落在一旁，镜头定格在他半睁半闭的眼睛上。标题写着：“周润发演出了一个男人的全部”。文章说：周润发以前演英雄，观众仰着头看，觉得那是别人的故事。这次他演一个普通人，观众平视过去，看到了自己。
《星岛日报》把焦点给了龚雪。标题是：“龚雪用眼神撑起了半部戏”。文章分析：波波这个角色台词不多，大部分情绪靠眼神和微表情传递。龚雪在茶餐厅那场戏里，从听到阿郎说“波仔是我儿子”到低下头继续喝奶茶，前后不到十秒钟，观众却从那十秒钟里看到了一个女人十几年的委屈、不甘和放不下。这不是“演”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文汇报》的评论角度不同。它的标题克制得多：“《阿郎的故事》：悲剧的力量”。文章说：春节档放悲剧需要勇气，杜琪峰有勇气，关山月也有勇气。他们赌的是观众不只想笑，也想哭。他们赌赢了。
《成报》的标题只有四个字：“阿郎已死”。内文全文只有一句话——香江电影又活过来了。
这张报纸被贴在杜琪峰办公室的白板上，他每次抬头看到这四个字，嘴角都会微微上翘。
不是所有的评论都是好评。《电影双周刊》的影评人舒琪写了长文，标题是“杜琪峰心太狠”。
他质问：为什么一定要让阿郎死？这个人物已经付出了代价，已经悔过了，已经在努力做一个好父亲了，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机会？悲剧不是让好人去死，是让观众看到好人是如何被命运一步步推到悬崖边的。阿郎的死，缺乏铺垫。不是每个影评人都需要被讨好，只要他们还在认真写，关山月就愿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