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说：“第三，加快军事资源储备。煤炭、石油、粮食、药品，能存多少存多少。战争一旦打起来，海上运输线可能会被切断，我们必须靠自己撑住。”
几位大臣领了任务，各自去办。
从这一天起，东京的军工厂开始日夜不停地运转。坦克和步战车的生产线加开了夜班，工人们两班倒，机器几乎没停过。坦克厂的厂长每天守在车间里，盯着每一辆下线的坦克，生怕出一点差错。到年底的时候，坦克的数量已经接近八十辆，步战车超过一百五十辆。
而在东京城西那条小巷里，退休的柳生十兵卫，正盯着一件比坦克更重要的事。
他的书房里，桌上摊着的不是地图，而是一叠厚厚的图纸。图纸上画着一些奇怪的形状——有翅膀，有轮子，还有一个像鸟一样的机身。那是飞机的设计图。
五年前，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柳生就已经让国防科技部门开始研究飞机了。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飞得不高，飞得不远，还动不动就掉下来。但柳生很坚持，每年都拨经费。
一年前，第一架可以投入实际使用的侦察机试飞成功。那是一架双翼机，木头骨架，蒙着布，装着一台六十马力的发动机。最大速度只有每小时八十公里，飞一个小时就得下来。但已经能用了。
到现在，工厂里已经造出了二十架。二十架侦察机，编成一个飞行队，驻扎在东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里。飞行员们每天训练，飞出去，飞回来，侦察、拍照、观察，慢慢地摸索着这种新武器的用法。
但这不够。
柳生坐在书房里，戴着老花镜，看着一张新的图纸。这张图纸上画的东西，和侦察机不一样。机身更结实，机翼更厚，最重要的是，上面画着一挺机枪，还有几个挂弹的架子。
那是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设计草图。
他的思路很简单：侦察机只能看，不能打。要打仗，就得有能在天上打架的飞机，还得有能把炸弹扔到敌人头上的飞机。战斗机要快，要灵活，要能在天上跟敌人缠斗。轰炸机要能装炸弹，要能飞得远，要能准确地把炸弹扔到目标上。
但这里面的技术太多了。发动机马力要够大，机身要够结实，机枪要能在天上正常射击，炸弹要能在空中稳定下落。每一项都是难题。
柳生放下图纸，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他已经快七十了，但他还不能停下，还是要看这些图纸，看那些报告，看试验数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没多少年了，日本太小，他得给宗元多留下一些家底。
而且宗元那边还有更急的事要忙——坦克、战车、军队训练、与俄国的对峙。飞机的事，只能他盯着。
阿常端着茶进来，看他揉眼睛，说：“又看了一天，眼睛不要了？”
柳生接过茶杯，喝了一口，说：“没事。”
阿常站在旁边，看着桌上那些图纸，也看不懂，就说：“这东西，能飞就行了，搞那么复杂做什么？”
柳生摇摇头：“不够。光能看不行，得能打。将来打仗，谁在天上占了便宜，谁就能赢。”
阿常不懂这些，只是说：“那您也别累着。慢慢来，不急。”
柳生点点头，拿起那张图纸，继续看。
他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北海的时候，带着几千残兵败将，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他想的是怎么活下去，怎么站稳脚跟。后来有了工厂，有了铁路，有了电灯，有了坦克。每一步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先弄明白怎么回事，然后一点点往前推，能推多少算多少。
……
新政府成立一年多，江户的街市渐渐热闹起来了。
中央大街上新开了好几家商店，卖布的、卖日用杂货的、卖西式点心的，招牌一个比一个亮堂。
电车叮叮当当从街上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上班的职员和上学的学生。
街角的报摊上，几个穿工装的男人正翻着报纸，议论着满洲那边的局势。
收音机从店铺里传出广播员的声音，播报着今天的米价和天气。
傍晚时分，工厂放工的汽笛响过之后，街上的人流就更密了。
一家新开的荞麦面馆里坐满了人，老板娘在柜台后面忙着算账，脸上的笑意一直没断过。
维新政府那些年定下的规矩，一条一条地被废掉了。地税减了，农民手里能多留些粮食。
商业税也调低了，做买卖的人敢进货了。以前那些专门卡商人的关卡撤了，大阪的布匹运到东京，不再被层层盘剥。
孩子们上学不要太多钱了，小学堂里每天早晨都传出读书声。生病去公立医院，挂号费只收五个钱。报纸上敢骂人了——当然不能乱骂，但批评政府政策的文章，隔三差五就有一篇。
老百姓的日子确实好过了。但有人好过，就有人不好过。
维新时期那些吃尽红利的人，如今掉进了泥潭里。
三菱财阀的岩崎家，战事一结束就把江户的总部大楼卖了，搬到神户去住了。
住友家更惨，大阪师团投降之后，他们家的矿山被新政府收了回去，银行被关了门，几个管事的人还被抓去审了半年。三井家跑得快，大部分资产转移到了美国，留在日本的只剩下几间没人管的旧仓库。
那些依附财阀的小商人，有的改了行，有的关了店，有的跑到乡下去投靠亲戚。穿着绸缎坐马车的日子没了，现在穿的是棉布衣裳，出门靠两条腿。
那些当年跟着维新政府起家的官僚，日子也不好过。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的旧官员，新政府一个都没留。有门路的去了国外，没门路的就在家里闲坐着，靠着以前攒下的一点积蓄过日子。
有人试着去做生意，赔得血本无归。有人去工厂找工作，人家一看是“前政府官员”，摆摆手就让他走了。
几个老家伙聚在一起喝茶，喝着喝着就骂起来——骂柳生，骂新政府，骂那些“忘恩负义”的百姓。
这些人心里憋着火。明治安排的特工，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