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的士兵素质一向是很一般的，这一大部分原因是1874年米柳京军事改革后，沙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士兵主要来自农奴解放后的农民阶层，大多数目不识丁，而且军队工资很低，你不能指望这种士兵能有什么战术素养。
在19世纪中期之后，士兵的素质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指标，这也是普鲁士军队强大的根源之一。
所以，当俄国士兵进攻普鲁士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柯尼斯堡、皮劳、博延等要塞阻挡了俄军的进攻，俄国的第一集团军司令科策布步兵上将自然明白沙皇这时候入场，一方面是打着盟约的旗号想要占地，另一方面，就是要给欧洲人看看沙俄军队的强大。
原华沙军区、没有被抽调去克里米亚的老部队在科策布步兵上将的指挥下进攻得还可以，同时，也能保持一定的军纪，但是那些后续征招士兵组成的新兵们就完全不可靠了。被普鲁士士兵打了好几场伏击。
后续，科策布步兵上将就完全采取呆板的打法，围城，几个师紧紧抱在一起推进，到12月10日，博延要塞因为缺少士兵防守沦陷。
博延要塞所在的吉日茨科城市就被一心想要宣泄心中怒火的沙俄士兵当成了出气筒。博延要塞和吉日茨科镇子之间隔着不到三公里的路。要塞陷落的消息还没传到镇上，俄军就已经到了。
最先进镇是俄军两个新编步兵团，番号是第一一九和第一二三团，全是十一月份才从基辅省和波尔塔瓦省征来的农民，训练了不到六个星期，连排队齐步走都走不整齐，但手里有枪，腰上别着刺刀。
他们在马祖里湖区的树林里挨了将近二十天的冻，吃的是半生不熟的黑面包和味道可疑的咸肉罐头，还被普鲁士人伏击了两回，第一一九团三营有个连在密林小道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连长和两个排长当场阵亡，剩下的人丢了半数辎重才逃回来。
这些人走进吉日茨科的时候，根本不像一支军队，更像一群被冻坏了、饿急了、憋了一肚子火气的武装流民。
镇上当时大约有三千多居民，大部分是德意志人，还有少量波兰裔。一个在镇上开面包铺的波兰人后来回忆说，他最先听到的不是枪声，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嘈杂，像赶集，又不像，因为赶集的人不会踹门。
第一一九团的士兵们最先冲进了镇子东头的几户人家。一个叫做格里戈里的二等兵——按照后来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记述——踹开了一家杂货铺的门，把柜台上所有的东西扫进了自己的背包里，包括一盒雪茄、几条腌肉和一小袋砂糖。店主试图阻拦，被枪托打碎了两颗牙齿。
这是第一桩，但远不是最后一桩。
消息在军队里传播的速度快得惊人。仿佛有一道无形的信号在士兵之间扩散：这里没人管了。
到十二月十号下午两点钟，整个吉日茨科的主街上全是翻箱倒柜的俄国兵。他们从窗户里往外扔东西——床单、椅子、钟表、衣服——然后在街上挑拣自己看得上的。一架立式钢琴被从某户人家的二楼推了出来，砸在碎石路上发出一声走调的巨响。有几个士兵觉得好玩，笑了起来，笑声在冬天冷硬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军官们呢？第一一九团的团长，一个叫索科洛夫的中校，据说在下午三点左右曾经派出副官去制止抢劫，但副官骑马走了一圈回来，说：“长官，管不住了，全团都在里头。”索科洛夫据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钻进了自己的马车，拉上了帘子。
也有军官自己也在抢的。第一二三团的一个少尉把一户人家的全部银质餐具装了满满一口袋，后来被宪兵扣住了——不过那是一月份的事了，当时科策布正在搞一场不痛不痒的军纪整顿。
不光是抢东西。
傍晚时分，镇上的新教教堂里挤满了躲避的平民，大约有两百多人，多是妇女、老人和孩子。教堂的牧师——一个姓布劳恩的中年人——把大门从里面闩上了，然后站在门口祈祷。
一群俄国士兵试图砸开教堂大门，布劳恩牧师用俄语冲外面喊了一句“这里是上帝的房子”——他年轻时在多尔帕特读过书，会一点俄语。门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那群人走了。
但另一些人没走。后来有两扇侧窗被砸碎了，几个士兵翻了进来。布劳恩牧师被推倒在地。教堂里的东西不多，但祭坛上的铜十字架和几个烛台被拿走了。有人扯下了墙上的挂毯。一个老妇人试图护住自己的包裹，被扇了一个耳光。
关于那一夜教堂里具体发生了什么，布劳恩牧师在战后的叙述里只写了一句：“一些不可言说的事发生在了几个可怜的女人身上。”
之后，这位虔诚的牧师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到了夜里，镇上烧起了火。不清楚是有人故意放的还是打翻了油灯，但火光把半边天映得通红。吉日茨科镇中心有一排木结构的老房子，全烧了个精光。火烧起来的时候，没有人去救，俄国士兵隔着街看热闹，有几个人把从别处抢来的香肠架在火边烤着吃。
十二月十一号天亮以后，吉日茨科已经不成样子了。
镇上的居民开始向西逃。
...
十二月十二号的但泽下着小雪。
奥地利第六军的临时指挥部设在城内老城区的一栋商会大楼里，三层，红砖墙，窗户很高，暖气烧得不怎么样。克伦斯特中将的办公室在二楼靠街的那一间，窗帘拉开就能看见对面广场上奥地利士兵换岗的身影。
驻防这件事，说得好听叫“镇守要冲”，说得不好听就是在别人家门口罚站。第六军从开进但泽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除了偶尔跟本地普鲁士居民因为采购物资闹点小摩擦之外，什么事都没发生。全军上下从将军到伙夫，都闲出了一种特殊的倦怠感——不是累，是无聊到骨头里的那种乏。
克伦斯特中将这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墙上那幅东普鲁士的大比例尺地图。盯了有小半个钟头了。不是在推演什么战术，纯粹是因为实在没事干。参谋部送来的文件他上午就批完了——无非是粮草调配、营房修缮、军纪通报之类的琐碎东西，连一份像样的敌情通报都没有。他的目光在地图上的柯尼斯堡和马祖里湖区之间游移，像一个人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发呆。
门被敲响的时候，他几乎是欢迎这个打扰的。
进来的是指挥部的值日军官，一个年轻的中尉，脸冻得通红，靴子上沾着化了一半的雪水。
“将军，门外来了几个人，说要见您。”
“什么人？”
中尉的表情有点微妙：“……看起来像乞丐，但其中一个说自己是贵族。卫兵一开始没让进来。”
克伦斯特皱了皱眉。“贵族？”
“他拿出了一枚家族徽章。”中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一枚不算大的铜质徽章，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但上面的图案还依稀认得出来：一面斜分的盾徽，左上角是一棵橡树，右下角是一头鹿。底部刻着一行哥特体的德文——“多恩施泰特”。
克伦斯特拿起徽章看了一会儿。多恩施泰特。这个姓他没听说过，但徽章的样式和工艺确实像是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东西，不是随便伪造得出来的。
“让他们进来。”
他们一共五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大约四十来岁，身材不矮，但佝偻着背，显得很萎靡。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大衣上有好几处撕裂的口子，右边的袖子上沾着一片暗红色的污渍，看不出来是血还是泥。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脸上是那种灰败的颜色——不是冻的，是吓的，是累的，是什么东西从里面垮掉之后留在脸上的痕迹。
他身后跟着四个人：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老头，六十多岁，右手臂用一条脏布吊在胸前，显然受了伤；一个年轻女人，裹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男式外套，怀里抱着一个很小的包袱；还有两个十几岁的男孩，看穿着像是农户家的孩子，脸上都有冻疮。
五个人站在办公室门口，像被风吹进来的一样，带着一股寒气和某种说不清楚的气味——汗、烟、湿衣服和长途跋涉的酸腐味混在一起。
那个为首的男人看到克伦斯特的那一刻，眼睛红了。
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话，但那句话卡在喉咙里出不来。然后他的膝盖一软，整个人就往下坠。值日中尉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把他架到了墙边的一张皮椅上。
那个男人坐下之后，用双手捂住了脸。他的肩膀开始抖。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约有十几秒钟。那种安静是很难受的。克伦斯特站在桌子后面，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他打过仗，见过受伤的士兵，见过哭嚎的伤员，但一个成年男人在你面前这样无声地哭，而且是个贵族，这种事他没怎么遇到过。
最后是那个受伤的老仆人开口了。他用一种带着浓重东普鲁士口音的德语，磕磕绊绊地说：“这是多恩施泰特男爵。我们从吉日茨科来的。”
克伦斯特：“吉日茨科？”
“俄国人来了，”老仆人说，“他们抢了所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