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6月，自由党政府在经过数轮内阁磋商之后，正式启用了英国特使奥古斯都·伯克利·佩吉特爵士作为特别代表。
佩吉特爵士出身于英国最古老的辉格党世家之一，这是一位公认的亲奥派。
这四个字在保守党执政的年代里几乎是个污点，在格莱斯顿首相阁下看来现在变成了一种稀缺的资本。
他的夫人瓦尔布加·冯·霍恩塔尔是萨克森王国霍恩塔尔伯爵之女，自少女时代便在德意志各宫廷之间穿梭如鱼。
她与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陛下有着多年的私人交谊，两人通信从未间断。
因此，当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电报机敲出“佩吉特爵士将启程赴维也纳”这一行字的时候，欧洲所有的外交部、所有的沙龙、所有的密报抄写员都立刻明白了一件事：自由党政府与奥地利帝国的关系，正在大幅度回暖。
六月中旬的一个清晨，维也纳西站。
英国特使奥古斯都·伯克利·佩吉特爵士一下火车，没有理会站台上那一长串戴着礼帽的迎接人员，也没有在记者们的镁光灯前停留半分钟，便径直朝月台尽头那辆漆黑发亮的迈巴赫小轿车走去。
英国驻奥地利大使亨利·埃利奥特爵士已经在车里等他。车门一关，发动机低声轰鸣起来，车子缓缓驶离站台。
车厢里弥漫着皮革与雪茄混合的气味。
佩吉特爵士摘下手套，直接切入正题。
他必须在抵达英国领事馆之前，把自己手里那份伦敦发来的简报与维也纳的实地情况核实清楚，他可不想因为一点小差错导致大英帝国蒙羞。
“埃利奥特爵士阁下，”他开口道，“弗朗茨皇帝陛下对英国的态度，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需要您最直接的判断。”
英国驻奥地利大使亨利·埃利奥特爵士没有立即回答。他先是从大衣内袋里取出一支细长的雪茄，慢条斯理地剪去尾端，然后才说道：“我认为，是偏向积极的一方。”
他点燃雪茄，吐出第一口烟之后才继续解释：“您知道的，俄国那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老师、神圣治理会议总监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最近这一两年里一直在公开场合与私下沙龙里对维也纳持批评态度。
波别多诺斯采夫非常讨厌天主教、同时也讨厌哈布斯堡、讨厌一切不属于东正教的世界。
圣彼得堡那边对奥地利收容俄国逃出来的犹太人也极为不满。”
他顿了顿，让烟雾缭绕在车厢顶上：“另外，俄国外交大臣施墨林伯爵前段时间还专程找过我，想就希腊问题与英国通气。我的判断是——自从去年阿尔伯特亲王殿下的葬礼之后，弗朗茨皇帝陛下夫妇亲自赴伦敦吊唁，整个奥地利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个相当明显的大转向。现在是需要一个契机完成转变，我想您就是这个契机。”
“嗯。”佩吉特爵士轻轻应了一声，目光却已经转向了车窗外。
迈巴赫驶过维也纳环形大道的一段。
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石板路上，男人们戴着圆顶礼帽，女人们撑着花边阳伞，小贩在街角叫卖着报纸和糖渍紫罗兰，电车叮叮当当从一旁驶过。
整条街道仿佛沐浴在一种他在伦敦从未见过的气氛里——乐观、积极、向上，连空气里都透着一种殷实的体面。
最让他诧异的，是他一路看下来，竟然几乎没有看见一个乞丐。
伦敦的圣詹姆斯街、河岸街、白教堂区——那是怎样一番光景？
衣衫褴褛的妇人抱着面黄肌瘦的婴儿瘫坐在台阶上；醉醺醺的退伍兵在拐角处伸出沾满污泥的手掌。半大的孩子赤着脚穿过马粪与煤灰，从富人马车的车辙间捡拾掉落的硬币。
而此刻的维也纳，街道上一个都没有。
“您可能是在感觉，奥地利好像没怎么有流浪汉。”
英国驻奥地利大使亨利·埃利奥特爵士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用雪茄的尾端朝车窗外一指，指向一个扶在街道栏杆上的警察——那警察腰板挺直，制服一尘不染，眼神警觉地扫过来往的行人。
“看到那位警员了吗？奥地利政府的相关部门会由他们这样的基层警察先行登记。任何在街面上被发现的流浪人员，都会被组织起来，进行一次体检和初步训练，然后被分配一份工作。根据维也纳政府颁布的一项行政命令，他们希望不要有人在维也纳的街上乞讨。”
“可是，我们不是也有《新济贫法》吗？”英国特使佩吉特爵士有些疑惑地皱起眉头，“伦敦也存在大量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可那些人终日不思劳作，连济贫院都不肯去。呵呵——依我看，都是些吃白饭的懒骨头。”
英国驻奥地利大使埃利奥特爵士笑了笑，没有立即反驳，而是用雪茄又朝车窗外另一个方向指了过去。
那是一栋高大的、米黄色外墙的公共建筑，门口的旗杆上挂着双头鹰的帝国旗帜。建筑前面的小广场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队队穿着同样棕色粗布工装的男男女女，正在一名教官的口令下做着简单的早操。
动作并不算标准，有几个人甚至跟不上节拍。
“那些，就是他们刚开始收容的流浪人员。”埃利奥特爵士说，“维也纳这边因为是首都，所以做得最完善。他们会非常仔细地评判——这个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变成流浪汉的？
如果是因为吸毒、酗酒、赌博、盗窃这类犯罪行为导致的，那就直接送进监狱去改造，绝不手软。
如果是因为天灾、工伤、疾病、残疾这类不幸的境遇，他们就会评估这个人的体能、识字程度和过往技能，看他适合什么工作。
在评估期间，政府给予他们基础的衣食和住所。最后，会通过劳动介绍所给他们分配一份对应的工作——有去工厂的，有去铁路工地的，有去农庄的，也有体面些进商铺做学徒的。”
“这……这成本太高了。”英国特使佩吉特爵士有些震惊地坐直了身体，“要是我们在伦敦也这么做，议会老爷们百分之百全都是反对票。光是体检、住宿、训练、再到最后的工作介绍。这一整套下来，财政支出会爆表的。我们根本养不起。”
英国驻奥地利大使亨利·埃利奥特爵士只是耸了耸肩，似乎对这位刚下火车的特使的反应早有预料。
“一开始我也不认可，我刚到维也纳的头一年，每次在外交部听他们的内政官员吹嘘这套制度，这可要花不少钱呢。
可在这儿待了几年下来，我反倒慢慢认可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些被介绍出去的人，绝大部分会非常忠诚于弗朗茨皇帝陛下。因为他们清清楚楚知道，是皇帝的政府把他们从街头泥沟里捞起来，给了他们一份能养活妻儿老小的体面工作。”
“如果奥地利爆发灭国危机，这些人估计会拿起武器捍卫他们的皇帝。”
他转头看向佩吉特爵士：“您去过咱们伦敦的济贫院吗？”
那眼神里带着一种“我猜您没去过”的微妙意味。佩吉特爵士张了张嘴，最终没有作声。
“济贫院和奥地利的这套劳动介绍所，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埃利奥特爵士接着说，“咱们的济贫院是专门设计来让人不愿意进去的。
《新济贫法》的核心思想，是所谓的'劣等处置原则'——济贫院里的生活水平，必须比外面最低收入的劳工还要差，否则就会有人偷懒不去做工。
所以济贫院里，夫妻被强行分开，母亲和半大的孩子也要分开，老人单独关一处。一进门就要剃头、穿粗布囚服。伙食是稀粥、黑面包、烂土豆，连下层工人的厨房都不如。每天的劳动是敲石子、拆麻绳、磨骨头，这些都是纯粹消耗体力、毫无技能、毫无尊严的活儿。
生病了几乎没有像样的医生，死了就埋在济贫院后院的乱葬岗里，连块墓碑都没有。”
“所以——”他摊开手，“济贫院根本没人愿意去。咱们大街上才有那么多流浪汉。他们宁可在泰晤士河桥洞底下饿死、冻死，也不愿意进济贫院的大门。济贫院在伦敦底层人嘴里的名字叫什么您知道吗？'穷人的巴士底'。”
车厢里沉默了片刻。
“而维也纳这套劳动介绍所——”埃利奥特爵士的声音放低了一些，“它是反过来的设计。它不是在惩罚穷人，它是在重新把穷人塞回社会的齿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