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吃人，却通过隐喻和线索，将“海上吃人”这个黑暗现实，摆在了所有读者面前。
它与现实案件的“巧合”，迫使人们去思考：
投票杀人、吃人，哪怕是在绝境中，真的可以被豁免吗？
所谓的“惯例”，不就是默许强者支配弱者的生命吗？
理查德·帕克，17岁的侍应生，正是因此被吃掉的。
虚构的小说和现实案件叠加产生的化学反应，将英国拖入了关于文明底线的大讨论。
8月15日下午，舰队街的咖啡馆里烟雾弥漫，人声鼎沸。
退休的老船长巴纳比拍着桌子喊：“惯例就是惯例！你们这些一辈子没离开过陆地的老爷们懂什么？
在那种地方，没有食物，没有水，眼前只有茫茫大海和绝望！法律？道德？那都是岸上的东西！
在海上，活下来就是唯一的法律！活下来的人能把船难的经过带回来，这就是对死者最大的交代！
检察官要起诉他们？简直荒唐！”
律师约翰·梅里曼忍不住反驳：“船长，我尊敬您的经历。但您的‘交代’，难道就是谋杀一个无辜少年？
是的，绝境！但身处绝境，是否赋予人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尤其是通过一种看似合理的程序？
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恰恰在于它们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仍然试图为我们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否则，我们与野兽何异？”
巴纳比船长发出一声嗤笑：”说得轻巧！如果你当时在救生艇上，死亡每分每秒都在逼近，你能保证自己绝不越过那条线？
漂亮话谁都会说，但地狱般的处境不是靠空谈就能想象的！”
“我无法保证。正因为我无法保证，我才认为法律必须惩罚他们！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告诉人们——
即使在那样的地狱里，这样做仍然是错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哪怕是经过投票！
他们已经从死者身上得到了活下去的机会，那么有什么理由逃避应付的代价的？”
“代价？他们付出的代价还不够惨痛吗？失去同伴，依靠同类的血肉苟活。
这种记忆会折磨他们一辈子。这本身就是最残酷的惩罚。”
“那任何一个杀人犯都可以说自己杀完人后心理受到巨大折磨，不需要再接受审判。
被吃掉的理查德·帕克，是最年轻、最弱小的。我们难道要默认弱者天生就该被牺牲？”
……
咖啡馆里喧嚣不止，谁也说服不了谁。
类似的场景在伦敦各个阶层上演。在东区的酒馆，人们更多是朴素的愤怒和恐惧。
“投票吃人？那帮老爷们在水上就这么干？要是他们在陆地上也饿急了，是不是就该投票吃我们了？”
“邦德先生这是通过写小说警告我们啊！上帝保佑邦德先生！”
“邦德先生一定是倾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在肯辛顿和梅费尔的贵族沙龙里，绅士们同样争论着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措辞尖锐。
议会里更是炸开了锅，报纸报道之后的第一个质询日，自由党议员就慷慨陈词：
“政府难道还要向野蛮的航海传统低头？若不严惩食人者，英国如何做文明的表率？”
“帝国难道要做野蛮人的帮凶吗？那和美国人有什么区别？”
“你想我们被整个欧洲嘲笑为伪君子吗？——嘴上讲着法治文明，实际上默许吃人。”
……
历经整整一周的纷扰，大法官塞尔伯恩伯爵朗德尔·帕尔默最终一锤定音：
“等「蒙堤祖麻号」抵达法尔茅斯，即刻以谋杀罪逮捕「木樨草号」船长杜德利、大副斯蒂芬斯、水手布鲁克斯，并由刑事法庭提起诉讼。
在女王陛下的领土及法律管辖范围内，没有任何‘惯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一决定，通过电报迅速传遍全国，英国媒体对此报以几乎一边倒的盛赞。
《泰晤士报》社论宣称：
【这个决定，标志着英国司法文明的进步，彰显了我们对基本人权的坚定捍卫。
大英帝国的法律没有向野蛮妥协，这恰恰证明了帝国社会的成熟。】
《曼彻斯特卫报》则开始嘲笑美国人：
【时至今日，美国仍在歧视、剥削、迫害印第安人与黑人。从保留地政策，到《吉姆·克劳法》，哪一项没有经由投票通过？
而英国却勇于直面历史上最黑暗的案例，决心用法律维护弱者的生命权！
两相对比，谁更文明？答案不言自明。塞尔伯恩伯爵的决定，是英国对文明世界又一次重大的贡献。】
这种论调迅速成为英国媒体的主旋律，总算暂时在这场莫名其妙的风波中脱身。
而在法国，舆论的反转则更加惨烈，数不清的人被钉上了“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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