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病例就出现在旧港附近的一个意大利劳工聚集的街区。
症状十分凶猛：高烧、呕吐、腹泻、痉挛……恐慌像野火一样蔓延，但消息很快被严格控制了。
马赛政府接到巴黎的指示：避免公开使用“霍乱”一词，以免引起大规模恐慌。
因为这会影响民众对东京战事的舆论支持，动摇政府威信。
警察开始在街上巡逻，警告人们不要散布“谣言”。
报纸只刊登含糊其辞的公告，声称是“季节性肠胃疾病”，呼吁市民注意个人卫生。
然而，意大利移民的贫民窟里，悲剧正在加速上演。
缺乏干净的饮用水，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霍乱一旦露出苗头，便无法遏制。
法国官员和本地市民，又向来将意大利人视为肮脏、落后的象征，也是带来疾病的源头。
马赛开始采取“措施”，以“防疫”为名，强制清退了意大利移民聚集的贫民窟，驱赶他们离开。
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在恐惧和歧视下，被迫收拾少得可怜的行李，登上返乡的船只。
蒸汽轮船和铁路网，本是这个时代值得骄傲的科技进步，此刻成了霍乱传播最好的帮凶。
1884年8月1日，意大利，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脚下。
第一批从马赛逃回来的移民，回到了他们位于拥挤的老城区的家。
第二天，病例就开始出现。当地医生辨认出了症状，开始恐慌起来，消息再也封锁不住。
——————————
1884年8月10日，马赛，圣母无染原罪医院。
如今，这里就像一个停满痛苦呻吟活人的停尸间。
走廊里都塞满了临时加设的病床，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呕吐物和粪便的味道，令人作呕。
路易-让·贝特朗医生从一个病人的床边直起身，轻轻将病人无力的手放回薄毯下。
那是个年轻的意大利码头工人，此刻已经昏迷，皮肤也失去了弹性，像皱巴巴的纸。
“盐水继续喂，每次可以少一点，但要持续。”贝特朗对身边一个面色苍白的修女说道。
修女点点头，手里端着一个陶碗，里面是温热的淡盐水。
贝特朗走到病房一角的水盆边，用肥皂和刷子仔细清洗双手和手臂，一直洗到手肘。
水盆旁放着一桶生石灰。他又从桶里舀起一勺石灰，撒进旁边一个带盖的便桶——
那是刚从一个死去病人床下挪出来的。这是他能做的，为数不多的正确的事。
他看过巴斯德教授去年发表的论文，也仔细研读了罗伯特·科赫关于发现“逗号形杆菌”的报告。
更重要的是，他年初关注了巴黎那场关于霍乱的激烈争论，读过《我呼吁！》，也跟进了巴斯德实验室随后发表的论文。
他相信那些看得见的证据，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瘴气”。
因此，他顶住压力，没有采用放血与灌肠疗法，而是坚持给病人喂食干净的温盐水，用生石灰消毒所有病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
起初，他管理的病区死亡率明显低于其他坚持传统疗法的区域，这给了他一丝希望。
但很快，这希望就被潮水般涌来的病人淹没了。
霍乱在底层社区和意大利移民中疯狂扩散，病人被不断送来。
干净的床单、消毒药剂、甚至最基本的食物和饮水都开始短缺。
更糟糕的是，人手严重不足。
其他医生和护士，要么不相信他那套“标新立异”的方法，要么自己都病倒了。
巴黎的指示依旧是“低调处理，避免恐慌”，物资补充缓慢得令人绝望。
贝特朗能调动的护士越来越少，能获取的药品和补给也越来越有限。
他几乎不眠不休，从一个病人奔到另一个病人身边，亲自喂水、消毒，安抚恐惧的家属。
他看着那些原本可能被救活的年轻人，在自己眼前一点点干涸、枯萎、死去，感到深深无力。
此刻，他站在病房中央，看着眼前这片痛苦的海洋，听着此起彼伏的呻吟，内心只有绝望。
也许那些坚持放血疗法的老派医生是对的？也许细菌学说终究太过年轻？
也许在这样规模的灾难面前，个人微小的努力根本毫无意义？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医生匆匆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贝特朗医生！外面……外面有几个人说要见您。”
贝特朗睁开眼，目光里满是疲惫：“是记者？还是市政厅的老爷？告诉他们，我没空。如果是送补给，直接去仓库。”
“不，不是……他们说……他们来自巴黎，是巴斯德教授实验室的人。”
（两更结束，求月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