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8月29日，下午三点，土伦市政厅。
市长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试图用从海上吹来的风驱散室内的闷热。
但今天，连海风都显得有气无力，还带着一股咸腥与腐败的气息。
市长亨利·杜塔斯塔坐在办公桌后，面沉如水，盯着桌面上摆着的两封信。
其中一封来自巴黎。另一封，也来自巴黎。
左边那封的封蜡用的是是共和国的徽记，内容不长，措辞很官方:
【……兹遣巴黎医学院朱尔·罗夏尔教授前往土伦指导霍乱防治工作，望地方当局全力配合……】
右边那封信的信封上没有官方印章，只有一行手写的地址，来自儒勒·费里的秘书夏尔·弗洛凯。
亨利·杜塔斯塔和夏尔·弗洛凯是旧识，当年弗洛凯和他还在瓦尔省任职时，两人经常一起喝酒。
后来弗洛凯去了巴黎，用了十五年时间，终于成为了儒勒·费里这样的大人物的影子。
而亨利·杜塔斯塔，也成为了土伦市——瓦尔省省会——的市长。两人至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信的内容同样不长，但措辞完全不同：
【亨利，土伦的情况巴黎已经知道了。无论如何，不能让疫情蔓延到内陆。
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但务必要快。至于具体怎么干，你自己拿主意。】
他放下信，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两封信，一封说“全力配合罗夏尔教授”，一封说“自己拿主意”。一个要他听命，一个要他做事。
杜塔斯塔又拿起第一封信，仔细揣摩措辞。
虽然说“全力配合”，但用的是“建议”的语气，不是命令；
朱尔·罗夏尔来土伦是“指导霍乱防治工作”——指导，不是接管。
他做了一辈子官僚，可太懂这种文字游戏了。
如果上面真的想让罗夏尔说了算，会直接写“交由罗夏尔教授全权处置”。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巴黎那帮老爷自己也没拿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他们还在争论，也许他们不想承担责任，所以把球踢到了地方。
第二封让他“自己拿主意”——弗洛凯这是在告诉他，只要把事情办成了，用什么方法都行。
杜塔斯塔把信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望向窗外的土伦港。
此刻，港口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的锚地停着几艘军舰，桅杆林立。
码头上有工人在搬货，街道上有行人在走——看上去似乎一切如常。
但他知道不是。无论码头还是街道，人流量都已经大不如前，许多咖啡馆、酒馆已经停业了。
过去一个月，市政厅收到的疫情报告一天比一天吓人。
七月下旬还只是零星的腹泻病例，大家都以为是夏天吃东西不干净；
但到了八月中旬，报告上开始出现“呕吐”“脱水”“昏迷”这些字眼。
到了上周，死亡报告开始成批地堆到他桌上。
他知道那是霍乱。他不是医生，但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六年，看过足够多的报告。
霍乱是什么样子，他太清楚了。问题是，海军不承认！
土伦和其他城市不同。这里七万平民，却驻扎着一万两千军人——
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海军炮兵、技术人员和船厂工匠。
整座城市除了港口贸易，几乎都围着海军转。
船厂是海军的，工厂也有大半是海军的，就连街上的咖啡馆有一半是靠海军的军饷活着的。
海事总督朱尔·克兰茨中将在土伦说的话，比巴黎的任何部长都好使。
而克兰茨一个月前就下了命令：所有远东回来的伤兵，诊断一律写成“痢疾”“热带病”或“肠胃炎”。
就是不准提霍乱！
亨利·杜塔斯塔能理解为什么：远征军正在东京打仗，国内本来就有反对声音。
如果现在爆出霍乱是伤兵带回来的，舆论会把矛头指向整场战争。
议会里的反对派会跳起来要求撤军，报纸会天天骂政府草菅人命，内阁很可能撑不过这个秋天。
但理解归理解，霍乱不会因为什么人不承认就不存在。
他又翻开今天的报告。最新一页上写着：8月26日，新增病例八十七例，死亡二十九例。
这还只是平民的数据。军方的数据他拿不到，但他知道军营里的情况只会更糟。
现在他眼前还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克兰茨中将两周前以“军事理由”征用了土伦最大的两家公共医院！
因为军队里的病床不够用了，海军就把所有出现症状的军人集中收治到这两家医院。
从那天开始，这两家医院就不再收治平民。
被拒之门外的平民，病情轻的回家躺着，重的就被送到城外临时搭的几个隔离帐篷里。
而那些平民病人在家里和隔离帐篷里没有得到任何治疗，无非就是喝点清水、吃点稀粥。
好消息是，那些被赶回家的平民病人，好像也没死那么多！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原以为人不能在医院接受治疗等于送死，但过去两周平民的死亡率并没有太高。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土伦的市政系统比较完善？也可能单纯是运气好？
得益于土伦作为重要军港的特殊地位，法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对这里的市政投入不算小气。
土伦拥有比马赛甚至巴黎某些区域更发达的下水道系统，清洁水源的供应也相对充足。
亨利·杜塔斯塔并没有因此乐观，他不是医生，但他知道一件事：眼下这个局面撑不了多久。
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从上周开始大量缺勤。卫生局的人手只剩一半，清洁工跑了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