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整，「沙尔庞捷的书架」的大门准时打开，门口的人群瞬间就涌了进去。
一个戴圆顶礼帽的中年男人第一个冲进店里，差点被门槛绊倒，但他根本顾不上站稳，就朝店员喊：“《鼠疫》！快给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后面的人就把他挤到了一边。有人伸着手臂挥舞，有人踮起脚尖往前探，还有人干脆从别人腋下钻过去。
有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被挤得靠在墙上，帽子都歪了，但他顾不上整理，只是对着伙计喊：“给我留一本！我排了四十分钟了！”
书店的柜台前迅速挤满了人，围了一层又一层，就像一堵堵墙。
“风度！先生们！注意风度！别急！别挤！一个一个来！”店里的伙计们扯着嗓子喊，但根本没人听。
二十多个店员站在柜台后面，飞快地翻着书、收钱、找零，手没停过。
一个老店员大声喊着：“每人限购两本！两本！请大家自觉！”
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三本，给我三本！我要替我表哥带一本！”
“两法郎是吧？不用找了！”
“你们还有没有？我看橱窗里堆了一大堆，不会全卖完了吧？”
一个穿着旧外套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把皱巴巴的两法郎拍在台面上，抓起一本《鼠疫》就往外钻。
他一边走一边撕开包装纸，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一页，站在路边就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门口的人还在往里涌，队伍的长度不仅没有缩减，甚至还在不断变长。
街道对面的报亭老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摇了摇头：“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抢购巴拿马运河的债券呢。”
一个买报纸的老主顾匆匆丢下两个苏，拿起一份《费加罗报》，也去排队了，临行丢下一句话：“谁让那是索雷尔的新书呢。”
同样的一幕，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上演。
圣日耳曼大道的「奥伦多夫书店」门口，队伍排到了卢森堡公园的栅栏边，开门仅仅两个小时存货就卖空了。
拉丁区的「迪迪埃书店」开在索邦学院旁边，学生是主要顾客，书店刚一开门，《鼠疫》就被抢走了大半。
一个高个子刚挤出书店，就举起手里的《鼠疫》，朝他同学喊：“我抢到了！你们还有谁买到了？”
“没有了！”他同学从人群里挤出来，满头大汗，“我刚进去，柜台上就只剩最后几本了，被人抢先了一步！”
巴黎中央菜市场附近的书摊上，一个老书商把昨天刚进的一箱《鼠疫》摆出来，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买光了。
后来的人不甘心，翻着他摊上的其他书：“还有没有？一本都没有了？”
老书商摊开双手：“明天才能到新货，明天再来吧。”
“明天？今天才第一天！”
“我知道，但就是这个情况。先生，你可要知道，这是莱昂纳尔·索雷尔的新书，隔了整整一年，整个巴黎都在等待！”
类似的对话，在塞纳河边的每一个旧书摊、每一家书店门口，不断重复着。
到中午的时候，连圣拉扎尔火车站的书报摊上也贴出了告示：“《鼠疫》已售罄，明日到货。”
但买不到书的人并没有灰心。他们在咖啡馆里、在餐厅里、在公共阅览室里，凑在一起谈论着这部小说。
已经买到了书的人，得意洋洋地翻开书页，享受着旁边那些羡慕的目光。
“你看完了吗？”有人问。
“才看了开头，但这开头就让我放不下——‘要了解一座城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看那里的居民怎样生，怎样死，怎样爱。’”
“这句话写得真好。”
“所以我跟你说，索雷尔的小说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到了傍晚，晚霞染红了巴黎的天际线。
「沙尔庞捷的书架」的店门还没有关上，但门外的队伍终于不像早上那么长了。
店里的伙计们累得瘫坐在柜台后面，有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个年轻店员数了数上午到下午卖掉的书的数量，倒吸了一口凉气：“五千多本……就这一天？”
老店员擦了擦头上的汗：“不止我们一家。全巴黎的书店都在卖。”
他刚说完，店门口就响起了邮差自行车的铃声。
一个穿蓝色制服的邮差跳下车，手里拎着一个鼓鼓的邮袋走进店里：“乔治·沙尔庞捷先生的邮件！今天第三批了！”
柜台后面的店员接过邮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电报和信件。
他粗略翻了翻，大部分是外省书店发来的，内容差不多——“追加一千本”“追加三千本”“能否紧急发一批货”……
与此同时，「沙尔庞捷的书架」的三楼，乔治·沙尔庞捷手里拿着一份刚统计出来的销售数据，久久没有放下。
他的助理站在旁边，手里还捏着几封还没有拆开的电报：“先生，里昂来了两封，马赛来了一封，波尔多的估计也在路上了。”
乔治·沙尔庞捷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手里的那张纸，最后一栏的数字，清清楚楚地写着：
【巴黎地区，首日销量，八万册。】
他把纸放下，然后又拿起来看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八万册！
一八八零年，左拉的《娜娜》出版的时候，首日卖了五万五千册，当时已经打破了法国出版业的所有纪录。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纪录短时间内不会再被打破了，可能要等到下一部《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作品问世才有可能。
没有人想到，五年之后，这个纪录会被一部“关于瘟疫的小说”打破，而不是左拉自己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