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在训练场上多跑了几圈。坦克师赵铁柱带的那个排，早上出操的时候，比平时多跑了两公里。没人喊累，没人掉队。
有人在擦枪的时候多擦了几遍。步兵某团二连的马建国，擦了整整一个小时，把枪擦得锃亮。他说：“枪是战士的命，得爱惜。”
有人在深夜写信，有人在清晨敬礼，有人在日记里写下那些牺牲的名字。
李建国、王铁柱、梁三喜、靳开来……他们记下了，怕忘了。
机关里，参谋们在写报告，写分析，写总结。
有人在研究战术，有人在研究装备，有人在研究怎么减少伤亡。
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年轻参谋在报告里写：“我们过去太注重技术，太注重装备，太注重数据，忘了最根本的东西：人。人是活的，是会死会伤会疼会哭的。装备再好，人不愿意打，没用。装备再差，人愿意拼，能赢。”
政治部有个干事，姓刘，四十出头，是搞宣传的。他看完电影以后，写了一篇观后感，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文章里他写道：“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宣传，写了几千篇文章，编了无数教材，还不如一部电影管用。为什么？因为电影里那些人是活的，他们的血是真的，泪是真的，死也是真的。”
文章发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但谁都没法否认，这部电影确实不一样。
总参那边，有个老首长看了电影以后，沉默了很久。
他身边的人说，老首长看完电影回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个人在里头待了一下午。
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后来有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起我的老连长了。他也是这么死的。这么多年，我差点把他忘了。”
从基层连队到机关大院，从新兵蛋子到白发首长，整个燕京军营都被这部电影点燃了。
那种火，不是烧在纸上，是烧在心里。
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沉默，有人呐喊。有人写了请战书，有人擦了枪，有人多跑了几圈，有人给老家写了信。
没有人强迫他们，没有人命令他们，是他们自己愿意的。
电影巡回放映的事，在燕京军营里闹出的动静，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大。
从坦克师到炮兵旅，从通信团到工兵团，从机关大院到基层连队，战士们写请战书、写决心书、写入党申请书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军区。
谢瑾带着剧组跟着总政的同志，去了下一站。
林知秋没跟着去。
不是不想去，是真去不了。
他手头那个长篇才写了三万多字，学校那边也快毕业了，一堆事儿等着他。
送走大哥那天，林知秋站在火车站台上，看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开远，心里空落落的。
大哥在车上冲他挥手，喊了一句什么，被汽笛声淹没了。
林知秋也挥了挥手，转身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