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工人写道：“我父亲就是当兵的，打过仗，负过伤。他从来不跟我讲战场上的事。看了电影，我忽然理解他了。那些事，不是不想讲，是不敢讲。一讲就疼。”
《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羊城晚报》，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报道，都在评论。
连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也发了消息，说“大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引起轰动”。
广播电台也不闲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搞了个专题节目，放电影录音剪辑，播了一个多小时。
电台的热线电话被打爆了，全是听众打来谈感受的。
有个老太太在电话里哭着说：“我儿子就是当兵的，在战场上牺牲了。谢谢你们拍这部电影，谢谢你们记得他。”
林知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正坐在院子里削苹果。
手里的刀停了一下，苹果皮断了，掉在地上。
电影院门口，天天排长队。
《高山下的花环》上映第一周，全国票房就破了纪录。
上影厂的人打电话来说，拷贝都不够用了，加班加点在印。
有的地方电影院一天放七八场，场场爆满，连过道里都站着人。
有个小战士看完电影出来，站在电影院门口，冲着大街敬了个礼。
旁边的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起我班长了。他也是那么倒下的。”
消息传到部队，反响更强烈。
总政治部专门发了通知，要求全军官兵观看《高山下的花环》。
各大军区组织放映队，下到连队、哨所，给战士们放电影。
有个边防哨所，只有三个兵，放映队专门跑了几百公里，给他们放了一场。
三个兵看完，哭了，笑了，对着银幕敬了个礼。
战士们开始写请战书、写决心书、写入党申请书。有的连队全连签名，请求调往前线。
有个团长在动员会上说：“电影里那些人，是咱们的战友。他们能做的，咱们也能做。他们能牺牲，咱们也能。”
《高山下的花环》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
评论家们开始讨论军事题材电影的出路，讨论现实主义的力量，讨论英雄主义在新时代的意义。
有人写文章说，这部电影的成功证明了一个道理。
真实的力量，比任何说教都大。
作家们也开始反思。
有人说，我们写了那么多年的军事文学，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
有人说，不是写不出来，是不敢写。不敢写真话，不敢写真感情，不敢写真牺牲。
还有人说，林知秋这小子，胆子大，心细，笔头硬。他敢写别人不敢写的，能写别人写不出的。
江新月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一杯茶，放在他桌上。
“外面都在说你。”她说。
林知秋头也没抬：“说什么？”
“说你胆子大，心细，笔头硬。”
林知秋笑了，放下笔，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茶是新的，有点苦，但回甘。
“不是我胆子大，”他说，“是那些战士胆子大。我只是个记下来的。”
江新月看着他，没说话，转身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