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泉又打来电话：“知秋，加印到三十五万册了。王副总编说，年底前有望突破四十万。”
林知秋说：“李主编，您别报了。您这么报，我可睡不着了啊。”
李青泉哈哈大笑：“你小子，这时候和我谦虚起来了？我还不知道你？”
林知秋也跟着笑了起来。
林知秋回到书房，坐下，摊开稿纸。
他拿起笔，却不知道写什么。
《白鹿原》的评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起初是《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带头叫好，说这是新时期文学的高峰。
接着《当代作家评论》发了一篇长文，从叙事结构到人物塑造，逐条分析，结论是林知秋的创作已臻成熟。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吴亮，是沪上知名的批评家，文风犀利，平时不怎么夸人。
他这次却难得地用了厚重、沉郁、力透纸背这类词。
林知秋看了，心里挺美。
可赞的声音刚起来，骂的声音就跟上了。
《文学报》那篇宣扬落后文化只是个开头。
很快，《文论报》发了一篇署名“李勃”的文章，标题叫《〈白鹿原〉：腐朽的宗法道德颂歌》。
文章说：“白嘉轩的仁义道德，不过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一块遮羞布。田小娥的悲剧被消费为奇观，作者站在谁的一边，一目了然。”
李勃是沪上某大学的副教授，研究西方文论，平时爱用“后现代”、“解构”之类的词。
他的文章一出来，立刻有人响应。
《批评家》杂志紧接着发了一篇《岂能这样写历史》，作者叫“王干”，是鲁院的青年批评家。
他说：“小说把旧社会的黑暗写得温情脉脉，把新社会的运动写成了一场闹剧。这种历史观，值得警惕。”
两派开始隔空喊话。
支持派的主要阵地是《文艺报》和《中国作家》。
反对派则集中在《文学报》和《批评家》。
一开始大家还保持着学术讨论的体面，你引一段罗兰·巴特，我引一段巴赫金，说的都是人话。
但写着写着，火药味就浓了。
吴亮在《文艺报》上再发一文，标题直接怼上了李勃：“宗法道德就是吃人，但白嘉轩吃的不是人，是自己。”他说：“某些评论家用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中国文学，如同用尺子量海水，量了半天，量出来的全是自己的口水。”
李勃当然不示弱，在《文学报》上回了一篇：“某些批评家甘当封建余孽的辩护士，不知是近视还是选择性失明。”
王干也跟着加码：“林知秋的小说技巧纯熟，可惜方向错了。方向错了，跑得越快越危险。”
支持派里有个老教授，叫钱理群，是研究鲁迅的权威。
他一般不参与这种论战，这回也忍不住在《读书》杂志上发了篇短文，说：“《白鹿原》让我想起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白嘉轩的仁义，何尝不是一种吃人？只是这吃法更隐蔽，更悲凉。”
反对派那边，有个更年轻的声音冒了出来。
一个叫“王晓明”的批评家在《上海文论》上写道：“小说中最令我厌恶的，是作者对暴力美学的迷恋。白灵被活埋、田小娥被杀，这些场景写得那么细，是想让读者兴奋吗？”
这话就有点人身攻击的意味了。
林知秋读到这一句，正在吃面条，面条差点从鼻孔里喷出来。
他把筷子一放，嘟囔了一句：“我写杀人是为了让读者兴奋？那我写饺子，是不是为了让读者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