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宽敞的会议室长桌两侧，八位评审或坐或靠，姿态各异，却都不约而同的保持着沉默。
会议室位于电影宫三楼，厚重的丝绒窗帘隔绝了戛纳午后过分热烈的阳光，只留下水晶吊灯投下的柔和光晕。
空气里弥漫着咖啡、雪茄的气味。
南尼本人靠在主位的黑色皮椅上，手指无意识的敲击着桌面。
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穿着一件略显皱巴的亚麻衬衫，领口敞开，鼻梁上架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镜片后的眼睛却锐利的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在观察什么。
坐在他右手边的是法国女演员艾曼纽·德芙。
她今天穿了一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搭配深色长裙，优雅得像是从雷诺阿的画中走出来的人物。
此刻她正微微侧着头，纤细的手指抚摸着面前摊开的评审笔记，那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关于《寄生虫》的那一页，却异常干净，只有几个简单的单词：“阶级”、“种族”、“结构完美”。
她没有立刻回应南尼的问题，而是端起面前的白瓷咖啡杯，轻轻抿了一口，仿佛在品味，又仿佛在拖延时间。
坐在她对面的英国导演安德里亚·阿诺德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
这位以拍摄工人阶级题材闻名的女导演今天穿着深灰色的工装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小麦色的手臂。
她双手抱胸，身体微微后仰，脸上挂着那种英国人特有的矜持礼貌表情。
她的评审笔记摊在桌上，上面用红笔画满了圈点和箭头，关于《寄生虫》的部分，她在页边空白处写了两个大字：“聪明”，又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南尼……”最终开口的是亚历山大·佩恩。
这位阿美莉卡导演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脸上带着讽刺的微笑“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狡猾啊。值不值得拿大奖？这得看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佩恩的声音不大，却清晰的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技术完成度、叙事结构的精密程度、导演对影像语言的掌控力，《寄生虫》无疑是今年主竞赛单元里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李古城只有26岁，这一点本身就够吓人的。”
他说“之一”的时候，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保留。
“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佩恩身体前倾，双手撑在桌面上“情感深度、对人性的挖掘、那种能穿透银幕直击灵魂的力量，那我必须说，迈克尔·哈内克的《爱》才是真正的大师之作。”
如果说，评委团中，谁最有可能投出反对票，那阿美莉卡导演佩恩是最有可能的，毕竟，这种给老美扒皮的电影，他看了自然会有些刺挠。
但好在，他是民主党支持者，作品中常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批判，譬如他的《校园风云》、《杯酒人生》都涉及社会流动性议题、阶级差异与文化冲突内容。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
有人点头，有人皱眉，有人面无表情。
“我同意亚历山大的看法。”德国女演员黛安·克鲁格开口了。
她今天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套装，金发整齐的束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那张精致漂亮的面孔。
她的声音冷静而清晰，带着德国人特有的严谨：“《爱》讲述的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终极命题，衰老、疾病、死亡，以及爱在这一切面前的坚韧与脆弱。”
“它没有炫技，没有复杂的隐喻结构，它只是平静地、残酷地展示生命最后的尊严。这种纯粹，在当下的电影界是稀缺的。”
克鲁格说话时，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上《爱》的场刊评分——3.2分，远低于《寄生虫》的3.8分，但在艺术电影的评价体系中，这已经是极高的分数。
“稀缺？”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响起。
所有人都看向说话的人，巴勒斯坦女导演西娅姆·阿巴斯。
她坐在长桌的末端，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这位以拍摄巴以冲突题材闻名的导演，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袍，头发用简单的发夹束起，脸上几乎没有化妆，只有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黛安，你说《爱》这种纯粹的情感表达是稀缺的？”阿巴斯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那我可能要提醒你了……”
“电影史上关于爱、衰老和死亡的大师之作，从伯格曼的《野草莓》到安东尼奥尼的《蚀》，从哈内克自己早年的《钢琴教师》到去年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
“这样的电影从来不少，它们是好电影，伟大的电影，但它们遵循的是一条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艺术路径。”
她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而《寄生虫》呢？一个26岁的导演，把阶级批判、种族矛盾、殖民历史、全球化霸权和资本主义异化这些宏大的议题，天衣无缝的编织进一个类型化的悬疑故事里。”
“他让那些我们在学术论文里讨论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家庭具体可感的命运，变成了地下室弥漫的气味，变成了暴雨夜倒灌的污水，变成了最后那场血色宴会里每个人狰狞的脸。”
阿巴斯的语速越来越快，她的手指不自觉的敲击着桌面：“这不是技巧的炫耀，这是天才的洞察。”
“lee用一部电影，绘制了一幅我们这个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切片。而你们现在告诉我，我们要因为它的‘热度’，因为场刊给了它高分，就惩罚它的‘优秀’？”
“西娅姆，冷静点。”说话的是海地导演拉乌尔·佩克。
这位以拍摄殖民历史和种族议题闻名的导演今天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花白，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但他的声音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没有人说要惩罚《寄生虫》。我们坐在这里，正是要公正的评价每一部电影。”
佩克推了推眼镜，继续道：“但你也必须承认，《寄生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当代性’。”
“它刺痛了美国，刺痛了全球化盛宴下每一个装睡的人，这种刺痛是有效的，但也是暂时的。十年后、二十年后，当这些具体的政治语境发生变化，这部电影还能保持同样的力量吗？”
“而《爱》所探讨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永恒？”阿巴斯几乎是嗤笑出声“拉乌尔，你我都来自被殖民的国家，你告诉我，殖民的历史是‘暂时’的吗？”
“种族的伤痕是‘暂时’的吗？”
“阶级的固化是‘暂时’的吗？”
“这些东西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而且还会持续下去。《寄生虫》的力量不在于它‘当代’，而在于它把几个世纪的压迫结构，浓缩在两个小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