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立刻把当时的融资分行长推出去顶罪。”
坐在主位上的行长阴沉着脸，夹着烟的手指用力敲了敲桌上的一摞文件道：“公关公司连夜代笔的‘深刻反省、引咎辞职’的谢罪稿已经在这儿了，让他明天一早就背熟。”
“可要是北原岩连我们给那几家住专公司暗中填补的五百亿窟窿也扒出来了呢？！”
另一名主管猛地站了起来，因为胃部的抽痛而捂住了肚子道：“那可不是死一个分行长就能平息的众怒，特搜部绝对会直接查封总部大楼的！”
“那就让副行长去开发布会！鞠躬，下跪，只要能把火灭掉，什么姿态都可以！”
这群把控着日本经济命脉的特权阶层，此刻正像一群等待最终判决的囚徒，战战兢兢、斤斤计较地算计着该按什么级别推出替罪羊。
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本名叫《长路》的书里，根本连他们半个字都没有提。
这群人连对手的影子都没见着，就已经在做贼心虚的极度恐慌中，把自己扒得底裤都不剩。
这种对着空气如临大敌的滑稽戏，恰恰暴露出这群人光鲜的西装之下，究竟藏着多少散发着恶臭的烂账。
就在霞关和金融界为了一个假想敌而草木皆兵的这段日子里，东京郊外的一家大型印刷厂中，《长路》正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深夜的轮转机房里，热得像个蒸笼。
庞大的印刷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纸张高速卷动摩擦出的干热气息，混着刺鼻的油墨味直往人肺里钻。
五十多岁的老工头山崎扯了扯被汗浸透的旧工装领口，用指甲缝里满是黑泥的粗糙大手，烦躁地翻检着夜班的抽样。
他最近老是失眠，刚才趁着去锅炉房的空当，又猛灌了两口廉价烧酒，此刻胃里正一阵阵地泛着酸水。
旁边经过的年轻学徒缩着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喘。
厂里谁都知道山崎工头最近惹不得。
他那个原本在不动产公司上班、一直是家里骄傲的大儿子，上个月被裁了。
天价房贷断了供，儿媳妇带着孙子回了娘家，好好的一家人，说散就散了。
凌晨三点多，第一批《长路》的散页被送到了抽检台。
山崎用力在工裤上搓了搓手心的汗，拿起一张废页凑到强光灯下，习惯性地眯起眼睛去盯油墨套色。
这本来是闭着眼都能干的活，可看着看着，他嘴里正准备骂小工“排版歪了”的脏话，突然卡在了嗓子眼。
纸上印着这么一段：父亲和年幼的儿子躲在寒冷的废土屋子里。
孩子病了，烧得说胡话，问父亲他们是不是要饿死了。
那个自己都已经饿得连站都站不稳的男人，把找来的最后一点干瘪残渣放在嘴里拼命嚼碎，一点一点喂进孩子嘴里。
父亲告诉孩子：“我们不会死，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
没有扯什么大道理，也没用什么华丽的词。
可这几句干巴巴的对话，冷不丁地就像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了山崎那被酒精麻痹的胃上。
他眼前猛地晃过十几年前的画面。
那时候哪有什么经济破裂，哪有天天催命的银行账单。
他只记得自己刚当上副领班那天，下夜班顺手从便利店带回一个凉透了的金枪鱼饭团。
才七岁的大儿子就坐在玄关的台阶上，捧着饭团吃得满嘴都是紫菜渣，仰起头朝自己傻笑。
此时机器还在震耳欲聋地响着，热风吹得人头晕。
而山崎却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死死盯着手中的纸，目光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上反复扫过。
书里那个连半块干净面包都拿不出来的父亲，明明是个只能在废墟里苟延残喘的废物。
可他却没有丢下孩子去寻死，也没有对着生病的孩子无能狂怒。
他只是默默走在前面，替孩子挡住外面的风雪。
看着这几行字，山崎突然觉得脸上像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似的，火辣辣地疼。
当现实里的风雪真正砸下来的时候，自己这个当爹的又是怎么做的？
前几天大儿子打来电话时那种透着绝望的声音，仿佛化作一把生锈的钝刀子，突然又在山崎耳边响了起来。
“爸，我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在电话那头憋得直抽气。
而自己当时是怎么干的？
自己气急败坏地对着话筒吼：“是个男人就别说这种没出息的屁话！”
然后抖着手，硬生生砸了电话听筒。
其实挂断电话的那一秒他就后悔了，可他不敢面对。
他觉得既然自己没本事替儿子还上那几千万的债务，这当爹的腰杆子就挺不直。
自己只能躲在这闷热的厂房里，用廉价烧酒麻痹自己。
直到这一刻，看着纸上那个一无所有的父亲，山崎才犹如醍醐灌顶般醒悟过来——在这个塌下来的世界里，儿子打那通电话，根本不是来让自己还钱的。
儿子只是害怕了，只是想听曾经那个给他买饭团的父亲说一句：“没关系，就算什么都没了，咱们爷俩也还能活下去。”
山崎粗糙的拇指死死捏着纸张，胸膛不断上下起伏着。
过了很久，他像是终于站不住了似的，慢慢佝偻下身子，顺着抽检台蹲到了机器旁边的阴影里。
这个平时在厂里吼起来像敲破锣一样的糙汉子，突然把头深深埋进双膝之间，用沾满黑油墨的手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的肩膀在昏暗中剧烈地耸动着，浑浊的眼泪冲开了脸上的油污。
轮转机依旧在不知疲倦地轰响，震得脚下的水泥地都在隐隐发麻。
在这巨大而单调的机械噪音掩护下，没人听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压在喉咙里的闷泣。
他死死咬着自己那只满是油墨的手背，生怕漏出一点声响，却哭得像个认错的孩子。
第二天清晨交班时，天还没亮透。
厂门外的冷风钻进衣领，吹得人骨头发紧。
山崎走出机房，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
半瓶廉价烧酒还在。
他把酒瓶掏出来，低头看了几秒，忽然拧开盖子，将里面的液体全倒进路边的排水沟里。
“哐当”一声，空玻璃瓶被准确地扔进了垃圾桶。
旁边经过的年轻工人看见了，有些惊讶地停住脚，开口问道：“山崎师傅，今天不喝两口暖暖身子了？”
山崎没有回头，只是用力把工装的领口拉紧，常年佝偻着的、仿佛被生活压垮的脊背，似乎比昨晚直了一点。
银行的烂账还在，房子或许下个月就会被法拍，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自己还活着，儿子也还活着。
“不喝了。”
山崎粗糙的声音在冷风中有些沙哑，却异常坚定道：“我要去找个公用电话。”
“打给谁啊？”
“给我儿子。”
山崎迎着灰蒙蒙的晨光往街角走去，头也不回地答道：“告诉那小子，要是房子没了，就搬回来跟我住。”
“吃便宜大米，也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