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7年8月19日，晨雾还未完全散去，阿姆斯特丹的港口已经醒了。
天光从东方的地平线漫上来，将码头边如林的桅杆染成一排排细密的金线。
几只海鸥在桅杆间穿梭鸣叫，翅膀掠过帆索时带起一串串细碎的水珠。
远处，一座座船厂里已经响起了锤击声和锯木声，与近处码头上搬运工们的吆喝交织在一起，汇成了这座繁华港口每日不变的日常晨曲。
一支由三艘“弗鲁特”商船组成的船队停靠在阿姆斯特丹港最东侧的码头上，正在做着最后的出发准备。
它们体型宽大，船底平缓，吃水极深，船舱容积大得惊人。
船舱里装满了货物，主要是呢绒、亚麻布、金属器具、火枪、火药、鲱鱼、奶酪、以及从德意志各地运来的谷物和葡萄酒。
这些东西将跨越浩瀚的大西洋，运抵新尼德兰，然后再分销到美洲内陆印第安部落，从那里换取珍贵的皮毛。
它们的船身漆成深褐色，水线以下涂着防蛀的焦油，船尾没有过多的雕饰，只在舵楼上方刻着一行小小的船名。
这就是典型的荷兰弗鲁特船，不是为了炫耀武力，不是为了彰显威严，一切都是为了效率，为了成本，为了让每一寸舱容都能装下更多的货物。
“飞翔的泽兰号”的船长扬·范德赫拉克正站在主桅下，手里拿着一块磨得发亮的铜制测角仪，正抬头观察着桅杆顶部的风向旗。
“左舷的帆索再紧一紧，”他对身边的大副说，“进了大洋，松一寸就会磨断。”
大副是个三十出头的红脸汉子，闻言点了点头，转身朝前甲板走去，边走边挥手招呼水手们干活。
船上的水手们都在忙碌。
有人蹲在甲板上整理缆绳，将粗重的麻绳一圈一圈盘好，码放整齐。
有人在检查帆布，手指沿着接缝处一寸一寸地摸索，寻找可能存在的破损。
还有几个年轻的水手被派去底舱，清点那些成桶的腌肉、干面包和淡水储备。
范德赫拉克从主桅下走向船尾，经过中舱时，伸手拍了拍堆叠在甲板上的几只大木桶。
木桶里装的是咸鱼，足够船上三十名船员吃上大半个月的量。
他又弯腰看了一眼绑扎在舷侧的几只小艇，确认绳索已经系牢，不会被海浪冲走。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码头上，送行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对即将远行的亲人或朋友做最后的叮嘱。
一个年轻妇人抱着婴儿站在水手面前，眼眶泛红，嘴唇微颤，终究无言。
水手轻抚婴儿头顶，转身大步踏上踏板，未曾回头。
不远处，白发老妇人往中年船员的包袱里塞东西，反复叮嘱：“干酪、烟叶、袜子……到了记得托信回来，多远都要托信回来。”
船员抓紧包袱，弯腰吻了吻老人的额头，默然登船。
这就是阿姆斯特丹港每天都会上演的场景。
在这个以商业和航运立国的国家里，出海远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日常，每一次离别都可能成为永别，每一句叮咛里都藏着说不出口的恐惧和期盼。
在码头上一个略微僻静的角落，远离那些喧闹的人群，站着七八个人。
他们都穿着体面的深色外套，戴着宽檐帽，举止之间透出一种与周围码头氛围格格不入的沉稳气质。
这是新华公使团的外交人员，为首之人乃是新华驻欧全权代表兼西班牙公使许见深。
按照他的身份地位，以及目前繁杂交错的外交事务，他是不需要亲自来码头送行的。
光是这几天积压在他案头的文件就有一尺多高，西班牙宫廷关于加勒比海军事合作的密函、荷兰东印度公司关于亚洲航线合作的意向书、法国枢密院关于加勒比海殖民地商业往来的照会、英格兰那边通过中间人辗转递来的试探性接触信件……
每一件都需要他亲自处理，每一条都需要他做出判断。
但他还是来了。
因为他今天要送走的这几个人，不是普通的回国述职的外交人员。
他们携带了使团近半年来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外交成果，以及从欧洲宫廷、商业中心和情报网络中搜集到的诸多密报信息，需要亲自送回新华本土。
许见深的目光从停靠在泊位上的三艘商船收回来，落在面前的年轻人身上。
“浩深，”许见深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透着一种长者的关怀和上司的期许，“此次返回本土，当要将欧洲之要务详尽地汇报于内阁和委员会。”
“如此，这两年来，我们新华在欧洲的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影响力也逐渐开始显现。”
“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左右欧洲局势，但对大西洋乃至加勒比海，却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汇报情况时，要客观，要实际，更要详尽。”
他看着孟浩深，语气加重了几分，“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报忧不报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孟浩深闻言，立时躬身应道：“属下谨遵总代表嘱托，定会将此间情况翔实而客观地报告。好与坏，得与失，成与败，皆如实呈报，不敢有丝毫隐瞒或粉饰。”
“嗯，很好。”许见深微笑点头，神色间露出一丝欣慰，“回到始兴城，代我向孟委员问好。就说，他当年的教诲，我许某一直铭记在心。”
“当年，若不是孟委员的谆谆教导，以及对我们驻欧使团所做出的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指导和规划，这几年的外交工作也不会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孟浩深听到这里，脸上显出几分尴尬来。
他当然知道许见深口中的“孟委员”指的是谁，那是他的父亲，孟胜新。
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卸任，但却担任着新华战略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的职位。
在外交事务部，乃至驻欧公使团，没有人不知道他是孟胜新的儿子，但每次许见深这样郑重其事地提起，他仍然觉得有些不自在，像是始终在承受父亲的恩荫一样。
“对了，”许见深似乎注意到了孟浩深脸上的那一丝不自在，便及时转移了话题，朝身后的随员招了招手。
那名随员立刻上前，将一只皮箱递了过来。
“这些礼物还需麻烦浩深代我转交孟委员，以表达我的敬拜心意。”许见深接过皮箱，在手中掂了掂，然后将它递给孟浩深。
“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主要是我在西班牙、法国收集的一些书稿文册，以及若干西洋油画和文物，我想孟委员在研究考证欧洲历史和文化时，或许都能用得上。”
许见深说着，将那只皮箱递到了孟浩深手中。
孟浩深双手接过，低头应承道：“是，总代表。返回始兴后，我会向父亲转交总代表的礼物及心意。”
许见深闻言笑了笑，再次拍了拍孟浩深的肩膀。
那笑容里有几分感慨，几分怀念，还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众人又寒暄了约莫一刻钟。
三艘商船上陆续传来了起航的号令声，尖利的哨音，浑厚的喊叫，以及绞盘转动时那种嘎吱嘎吱的金属摩擦声。
随着出航船队陆续升起风帆，缆绳也被一一解开，告别随即结束。
孟浩深等一行三人登上中间那艘船的舷梯，在船舷边站定，转过身来，挥手向岸上的公使团人员告别。
这三艘船隶属于荷兰西印度公司，每艘弗鲁特商船的吨位大约在四百到五百吨之间。
由于孟浩深等人的身份是新华外交人员，加上西印度公司的几位董事提前打了招呼，船长将他们当做了最为尊贵的客人，把最好的一间独立舱室给了他们。
那个舱室不是普通的水手舱，而是船长的私人舱室，位于船尾，通风最好，采光最好，也最不受海浪颠簸的影响。
船长本人则搬去和大副挤在一起。
舱室不大，大约七八个平方，但在这个时代的船上，这已经算是极为奢侈的空间了。
一张固定的木床靠在一侧，床上的被褥虽然粗陋，但还算干净。
床下是几个抽屉，里面放着船长私人的衣物和杂物，已经被腾空了一半。
靠窗的位置是一张固定的桌子，桌面漆面已经磨得斑驳，但打磨得很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