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宣汉（今西雅图市），阳光虽炽，但气温并不高，从湾内吹来阵阵海风，给这个近四万人的城市带来徐徐凉意。
新华第二制药厂就坐落在城北的一片缓坡上，四周灰色高墙足有两丈高，用青砖和石灰砌的，墙角抹了水泥，看着森然严密。
大门是两扇包铁厚木门，平日里紧闭着，只留旁边的小侧门供工人进出。
门口没有挂牌子，外人若是路过，只会以为这是什么军事仓库或是官府禁地。
没人知道，这堵高墙里头，正源源不断地生产着价比黄金的东西。
厂区不大，占地也就三十来亩，跟城中那些轰隆作响的机械厂、造船厂比起来，这里不仅规模小得多，而且也安静得有些过分。
没有冲天的煤炭黑烟，也没有震耳的蒸汽机轰鸣声，空气中倒是常年弥漫着一股子酸涩的药草气味，混着酒精的辛辣，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臭味儿。
厂子东面是原料库，里面堆满了从各地运来的白柳树皮、杨树叶、金鸡纳树皮，还有成袋的天然硫磺矿石和硼砂。
原料库旁边是粗制车间，这是全厂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最“脏”的地方。
车间里摆着十几口大陶缸，还有几座水泥砌的蒸煮池，底下烧着煤火，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整座车间像是个巨大的蒸笼。
一群群女工们穿着蓝色粗布工装，头发用布帽子包着，带着白布手套，就在这闷热的车间里忙碌着。
气味很呛人，混着草木煮沸后的涩味，酸碱中和时产生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化学气味，交织在一起，让人嗓子发干，眼睛也发涩。
周秀英正在蒸馏釜前忙活。
她今年二十岁，进厂快三年了，现在是粗制水杨酸工段的熟练工。
说是熟练工，其实也就是比刚进厂那会儿多知道几个步骤，什么时候加碱液，什么时候沉淀过滤，什么时候该把渣滓捞出来。
但说不上懂。
她不知道水杨酸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它为什么能退烧止痛，不知道那些白花花的粉末是怎么从黑乎乎的药汁里变出来的。
她只知道，按照技术员教的步骤，一步一步做，做好了，月底就能拿到工钱。
“秀英姐，四号缸的火候到了，你看要不要调小些？”
说话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叫林阿珠，去年通过招工才进来的。
她手里拿着一根搅棍，正拌着缸里那锅黑乎乎的液体，额头上全是汗，脸上还沾着几点灰黑色的渣滓。
周秀英走过去，探头看了看缸里的东西。
那是一锅用酒精浸煮了三天三夜的白柳树皮浆液，现在正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颜色从最初的黑褐色慢慢变成了深棕色，表面浮着一层灰白色的泡沫。
“再等十五分钟，等泡沫变细了再关火。”周秀英伸手在缸口扇了扇，闻了闻气味，“这闻起来，感觉还有点生涩，应该是碱还没吃透。”
林阿珠应了一声，继续搅动。
搅棍在黏稠的液体里搅动起来很费劲，像是搅一锅稠粥，仅片刻功夫，胳膊就已酸疼难忍。
她停下来喘了口气，换了个姿势，咬着牙继续。
周秀英没再管她，转身去看自己负责的那座蒸馏釜。
这座蒸馏釜是厂里最值钱的设备之一，铜铸的，足足有三百多斤重。
釜体被炭火烧得滚烫，隔着几步远都能感觉到那股热浪扑面而来，像站在冬天里的火炉子跟前。
釜顶上连着几根弯弯曲曲的铜管，通向旁边一排陶罐冷凝器。
她要做的是把浸煮出来的粗提液蒸馏浓缩，去除多余的水分和酒精，得到初步提纯的水杨酸粗品。
“娥姐，可以通水了。”周秀英朝旁边的工位喊了一声。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工立刻拧开了冷凝器上的进水阀门，凉水从木桶里顺着铸铁管道流进铜管外面的夹层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而蒸汽顺着铜管往上走，碰到冰冷的管壁，凝结成一滴滴褐色的液体，沿着管壁流进下面的陶罐里。
这是最原始的蒸馏，效率低得可怜，蒸一个小时也就能得到一小罐浓缩液，大约两三斤的样子。
可这已经是当今时代最先进的制药工艺了。
在欧洲，最顶尖的药剂师还在用研钵和石磨来粉碎草药，最多也就是用酒精浸泡一下，然后直接给病人灌下去。
疗效全凭运气，毒性全看命硬。
在新华，至少已经知道如何把有效成分从草木里“拽”出来，把没用的纤维和杂质丢掉。
这就是医药化学的力量。
不过，只是小学毕业的周秀英不懂这些大道理。
她只知道，自己手里的活儿不能断，更不能出问题，要不然，前面十几道工序就白费了。
那可是要扣工钱的。
她蹲下身，抄起铁铲往釜底的炉膛里添了几块煤，火苗窜起来，舔着铜釜的底部。
她在旁边的净水盆里洗了洗手，拿起一根长柄的铜勺，从釜里舀出一勺浓缩液，举到眼前仔细看。
深褐色的液体，浓得像墨汁一样，表面泛着一层油亮的光泽。
她把这勺液体倒进旁边一个小碗里，放在阴凉处等着冷却。
十几分钟后，碗底慢慢析出一层灰白色的结晶，薄薄的，像霜一样铺在碗底。
她伸出小指头，蘸了一点，放在舌尖上舔了舔。
有点苦，更有点涩，舌头还麻了一下。
这就是粗制的水杨酸。
虽然纯度不高，杂质不少，味道也很冲，吃下去，胃里更是翻江倒海，但对一个高烧不退、浑身关节疼得打滚的人来说，这就是救命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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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透过车间顶上几扇小窗子照进来，照在那些陶缸铜釜上，照在女工们汗津津的脸上。
车间里没有风扇，热气弥漫，让人喘不过气。
汗水从工人们的额头淌下来，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
她们时不时抬起胳膊，用袖子擦一把脸，袖子上全是汗渍和灰黑色的污迹。
可没有人偷懒，更没有人抱怨。
因为厂子里给的工钱很高，不比那些机械厂、五金厂做工的男人低。
周秀英每个月能拿到五块二角钱，比码头上那些扛包土著苦力还多出两块多钱。
林阿珠刚来不到一年，一个月也有三块五角钱。
这在宣汉，足够养活两个人，每月甚至还能攒下几角钱。
厂里一百二十多个工人，一大半是女子。
且不说在大明，就是在欧洲，也是不可想象的。
新华虽说风气开化，鼓励女人进厂做工，可大多数工厂和作坊还是宁愿要男工，觉得女人力气小、事儿多、干不长。
可制药厂偏偏不同，这里不需要抡大锤、扛麻袋，需要的是耐心、细致、手脚麻利。
这些都是女人的长处。
她们有的读过几年小学堂，有的刚刚移民新华没几年，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可经过一番培训后，她们学会了看火候，学会了记录步骤，也学会了用手去感觉液体的黏稠度，用鼻子去闻反应的气味。
她们跟许多男人一样，在工厂里掌握了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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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第一批粗制水杨酸终于完成了最后的结晶工序。
周秀英端着一个木托盘，上面摆着七八个粗陶碗，碗底铺着一层灰白色的粉末，粗粗拉拉的，颗粒大小不均匀，看着就像路边刮下来的墙皮灰。
可就是这点儿墙皮灰，在西属美洲，在欧洲大陆，能卖出同等重量的金银价格。
她把托盘端进质检房，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几个小房间，里头摆着一溜的长桌，桌上放着几架天平，还有几摞干干净净的油纸。
质检员看到周秀英进来，并没有多余的话语，只是抬起下巴，示意她将托盘放在桌上。
周秀英把托盘轻轻放下，退开一步，站在旁边等着，两只手垂在身前，不安地绞着围裙的边。
那质检员拿起一只小铜勺，舀了一点粉末，放在一张黑纸上，凑到窗前仔细观察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