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8年9月5日，清晨，永宁县（今奥克兰市）。
东方的天际线刚刚泛起一层鱼肚白，将永宁湾平静的水面染成一种朦胧的灰蓝色。
几只早起的海鸥掠过水面，翅膀划破薄雾，发出一两声清脆的鸣叫。
但永宁县城的街巷还未完全醒来，唯有几声零星的鸡鸣犬吠，以及某处早点铺子推开门板的吱呀声，打破这黎明前最后的寂静。
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特有的咸湿，以及一种更为深沉的、属于这座纺织之城的独特气息。
在城西“匠户坊”一条狭窄的巷弄里，一扇木门“吱呀”一声被轻轻推开。
毛溪云探出身来，先是在门口顿了顿，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仿佛要驱散一夜的困倦。
随即，她轻轻带上门，脚步匆匆地消失在巷口渐浓的雾霭中。
屋里，昏黄的油灯下，毛溪云的母亲张氏正就着灶膛里未熄的余烬，麻利地搅动着大铁锅里翻滚的玉米糊糊。
她今年四十出头，常年操劳使得她的背有些微驼，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但一双眼睛却和女儿一样，透着股不甘的韧劲。
“三丫头这么早，是去哪儿？”堂屋里传来一个略显沙哑的男声。
毛成辉说着话，走了出来，坐在小方桌旁，伸手抓起笼屉里一个馒头，狠狠咬了一大口。
张氏头也没抬，用木勺刮了刮锅边：“棉纺厂复工了，所有歇在家的工人都得去厂里报到。说是要搞什么‘复岗培训’，还要把停工这几个月积的灰、落的尘，里里外外彻底清扫一遍。”
“这下子，又得忙上大半年不得闲了。”
“复工了？”毛成辉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恍然，“哦，是了，前些日子三丫头好像是提过一嘴，棉花快下来了。我这记性……”
他摇了摇头，从妻子手里接过一碗玉米糊糊：“三丫头这一上工，家里事又少了一个人做了。”
“你那铁匠铺能有多少活计？”张氏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舀起一勺粥给自己盛了一碗，“有老四、老五两个半大小子给你打下手，拉风箱、抡大锤，什么活做不完？再说了……”
她端起碗，也坐到小方桌前，脸上带着当家主妇的精明，“三丫头去纺织厂上工，一个月正经能拿四块二角的工钱。要是活计赶得紧，厂里效益好，再发点超产奖、勤工补助，一个月到手能有五块多钱。”
“五块多呀，他爹！顶你在铁匠铺忙活大半个月了，这可不是小数目，是家里一笔顶顶重要的进项。”
“让她好好干，到了明年，说不定就能给她自己攒下一份体体面面的嫁妆了！”
提到“嫁妆”，毛成辉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抬眼嫌弃地看了看里屋方向，那里传来四儿子和五儿子此起彼伏的鼾声。
这两个半大小子，睡着的时候像两头小猪，吃起饭来像两头牛。
“说到嫁妆，”他声音有些发闷，“咱们三丫头翻过年可就满十八了，这年纪……是不是该正经说个婆家了？老这么在工厂里抛头露面，跟一帮男男女女混在一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张氏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脸上也露出一丝愁容：“上个月，东街的王嫂子给我说，提及东厢头李木匠家的老二。”
“那后生我瞧过，身板结实，跟他爹学了一手好木工，家里也有一间临街的铺面，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可也是正经手艺人家的孩子，吃穿不愁。”
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声音里透出无奈，“可三丫头……唉，一个劲地让我给推了，说啥也看不上。”
“看不上？”毛成辉闻言，面色沉了下来，将手里的碗“哐当”一声置在桌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的规矩！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哪有她挑三拣四、说看不上的道理？婚姻大事，岂能由着她胡来！”
张氏被丈夫的怒气吓得一哆嗦，但随即也生出一股护犊的心气，直了直腰，小声辩解道：“他爹，你也别急。三丫头到底是读了五年学堂的，能认字、会算数，心里有她自己的主意和想头，跟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
“况且，她在纺织厂也干了快两年了，每日见的、听的，都是厂里、城里的事，眼界开了，自然……自然觉得那李家老二，就是个守着木匠铺子的老实后生，没什么大出息。”
“她自己有主意？眼界开了？”毛成辉冷笑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种被挑战权威的恼怒，“还看不上人家给托媒的，难不成她还想着自己到外头去寻摸一个？”
“自己找男人，这成何体统！简直是伤风败俗！”
“咱们老毛家，祖祖辈辈也没出过这样不知羞的姑娘！”
张氏张了张嘴，看着丈夫铁青的脸，最终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她默默地啃着自己手中的馒头，筷子挑起几块咸鱼干，觉得这顿早饭顿时吃得没滋没味了。
这个世道，好像真的变得跟记忆里大明那边的规矩，越来越不一样了，张氏心里默默地想。
女儿能自己挣钱，挣得还不少，说话似乎就硬气了几分。
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她说不清楚。
毛溪云此刻正走在通往城东“永宁第一棉纺织厂”的主街上。
天色渐明，雾气稍散，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紧闭着门板，但已有不少同她一样行色匆匆的女工身影，从各条巷弄汇入主街的人流。
她们大多年轻，衣着朴素但整洁，梳着利落的辫子或盘髻，彼此低声打着招呼，或沉默地加快脚步。
空气中，除了海风，开始混入一种隐约的棉絮和机油特有的气味。
这气味，对毛溪云而言，意味着生计，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母亲那辈的全新生活节奏与可能性。
她加快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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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作为新华在永宁湾拓殖的第一个据点，已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
虽然它的政治中心地位早在十几年前便被隔湾相望、发展更迅猛的渝州取代，甚至在两年前，其人口规模也被南边农业更为发达的浔阳县（今圣克拉拉市）超越。
但在整个永宁行署地区的经济版图上，它依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
它的名片，不是港口，不是行政，而是棉花与机器。
这里是新洲华夏共和国最大的棉纺织工业基地，一个在机器轰鸣中织就梦想与财富的地方。
据科工部去年统计，永宁县境内大小八家棉纺厂，年产的各类棉布总量已达两百七十万匹，占了全国棉布产量的七成。
这个数字，若与大明“衣被天下”的松江府每年超过两千万匹的产量相比，自然显得微不足道。
但要知道，新华的棉纺织产业，真正起步不过十年，而且始终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中蹒跚前行。
回溯新华纺织工业的源头，并非始于棉花，而是羊毛。
早年间，依托从西属墨西哥流入的、相对廉价的羊毛资源，以及后来在国内逐渐扩大的绵羊养殖规模，始兴、广丰、金川（今新威斯敏斯特）、邵阳（今奥林匹亚）等地，陆续建立起最早的一批机械化呢绒加工厂。
这些工厂凭借机器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标准化带来的质量稳定，以及一套逐渐摸索出来的、迥异于传统行会作坊的工厂管理制度，迅速搭建起了新华纺织业的竞争优势。
它们生产出的呢绒，质地均匀，价格低廉，款式也更符合美洲殖民地的需求，在很短时间内，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西属美洲那些极度落后、分散、效率低下的小作坊式呢绒产业冲击得七零八落。
大量西班牙裔或混血手工艺人破产，流入劳工市场。
同时，从欧洲历经远洋风险且成本高昂走私而来的尼德兰或英格兰呢绒，也慢慢被挤出了美洲市场。
新华呢绒，几乎独占了整个西属美洲地区，为这个新生国家赚取了第一桶至关重要的“工业金银”。
然而，与顺风顺水的毛纺相比，棉纺织产业的发展却晚了整整十年，且道路坎坷得多。
直到1637年，才在始兴城出现了第一座实验性的小型棉纺厂，依靠从墨西哥辗转进口的有限棉花，进行着小规模生产，年产量不过三五万匹，聊胜于无，更像是一种技术储备和象征。
转机出现在第二次新西战争（1642-1644年）结束后。
随着战争红利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初步稳定，新华中枢政府开始将更多目光投向南方建设，加大了对永宁湾拓殖区的开发力度。
在农业专家的考察与规划下，位于内陆三河谷地（中央谷地）的太原（今斯托克顿）、长安（今萨克拉门托）两地，被选为棉花试种区。
这里充足的光照、相对干燥的气候、以及肥沃的冲积土壤，为棉花的生长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自然条件。
经过十余年的引种、驯化、技术摸索和面积推广，到去年底，三河谷地的棉花播种面积已突破十八万亩。
每到秋收之际，广袤的棉田如同覆盖大地的白云，蔚为壮观，年产籽棉达九千余吨。
这个数字，终于让新华的棉纺织工业，摆脱了完全“无米下锅”的窘境，有了初步的原料供应基础。
再加上每年通过贸易，从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设法进口的六千余吨棉花，总算能让国内陆续建起的十几家规模不等的棉纺厂，有了狂飙突进的资本。
为了进一步扶持棉纺工业的持续扩张，移民事务部将永宁地区，尤其是三河谷地，列为重点移民安置区。
截止去年底，整个永宁地区人口突破七十万，成为继新华湾核心区、子午河（威拉米特河）流域之后，全国第三大人口密集区。
而三河谷地，也因棉花种植的扩张，从最初的长安、太原两县，陆续建立了广济（莫德斯托）、宜兴（默赛德）两个新县，总人口达二十五万余。
然而，棉纺工业繁荣的背后，也有尖锐的结构性矛盾。
为了应对每年汹涌而来的移民，新华的农业政策，始终将粮食安全置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