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得棉田与粮田争地的矛盾始终存在，中枢对棉田面积的扩张持谨慎扩大的态度--即在保证每年新增人口粮食所需的基础上，适度地增加棉花种植面积。
另外，气候的不稳定，也使得现有棉花产区出现“大小年”现象，产量波动剧烈。
另一边，面对全国上下对发展工业的热情高涨，中枢政府在数年前就放开了对棉纺产业的准入限制，允许私人资本甚至部分审查后的外来资本（主要是大明江南资本）进入。
一时间，国内的棉纺厂数量从寥寥两三家，迅速增加至十余家，纺锤（纱锭）的数量急速膨胀，远远超过了原料棉花的增长曲线。
于是，“有锭无棉”成了近几年棉纺行业的常态，一种深入骨髓的“饥饿状态”。
大部分工厂的机器，都无法满负荷运转，设备利用率在50%到70%之间浮动--好年景能达到七成，若遇到棉花减产或进口受阻的差年景，骤降至六成乃至更低，也毫不稀奇。
为了应对这种周期性的原料短缺，各个棉纺厂普遍采取了一种无奈的“弹性生产”模式，“停三开四”、“停二开五”，无料生产时，就只能进行必要的设备检修。
“旺季猛干，淡季躺平”，每年九、十月新棉上市前后到次年春末，是原料相对充裕的“旺季”，工厂开足马力，工人日夜倒班，车间里的机器从早响到晚，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
而到了夏秋之交，上年存棉消耗殆尽，新棉尚在地里生长，便进入漫长的“淡季”或“假期”，往往一放就是两三个月。
工人们或回家帮忙农活，或另寻短工，或干脆休息，等待工厂的复工通知。
为了维持基本市场秩序，避免各家工厂在棉花上市时恶性抢购、推高价格，导致全行业成本失控，经济规划发展部出台政策，所有棉花，无论是新华自产的，还是进口的，一律实行“统购统销”。
由指定的国营棉麻贸易公司在产地和口岸统一收购，运往集中的轧花厂去籽、打包，然后统一入库储备。
各地纺织厂不得自己到市场收购棉花，而是按国家制定的年度生产规划，按月或按季度，向物资部门“申领”配额棉花。
而配额分配的原则是，“先军工，后民用；先重点，后一般；先大厂，后小厂”。
这意味着，为军队提供军服、绑腿、帐篷的重点大厂，以及永宁第一棉纺厂这样的行业标杆，在配额上享有优先权。
而众多地方小厂、私人厂，则更容易陷入“等米下锅”甚至“无米下锅”的境地，停工放假是家常便饭。
即便，身处主要棉花产区的永宁第一棉纺厂，也远未达到“吃饱”的状态。
每年夏季，当最后一包储备棉耗尽，而新棉还在地头生长时，工厂便不得不给大部分工人放长达三到四个月的“暑假”。
毛溪云便是在这样的“暑假”里，回到家中，帮母亲料理家务。
扫地、洗衣、喂鸡、照看弟弟妹妹，和在厂里三班倒的日子截然不同，却也不得清闲。
而现在，九月了。
三河谷地的棉花开始吐絮，原料也恢复了供应，整个城市里的空气里都仿佛飘着新棉的清香。
工厂的汽笛，即将重新拉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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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溪云随着人流，走进了永宁第一棉纺厂的大门。
门柱上的红漆已经出现斑驳脱落，但“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标语依然醒目。
厂区里，高大的砖砌厂房整齐排列，粗大的蒸汽管道纵横交错，像巨兽的血管。
经过一个夏天的沉寂，厂区里积了厚厚的灰尘，路边的杂草也长得老高。
但今天，这里重新焕发了生机。
数百名女工，在组长和车间主任的指挥下，开始进行大清洁。
有人挥舞着大扫帚，清扫厂区道路和空地上的落叶尘土，扬起阵阵灰黄色的烟尘。
有人提着水桶、拿着抹布，仔细擦拭车间门窗上厚厚的积灰。
更多的人，则在各自的车间里，擦拭和检修那些沉睡一个夏天的机器。
毛溪云一走进细纱车间，那股熟悉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宽阔的厂房里，排列着数十台走锭细纱机，此刻都寂静无声，覆盖着防尘的粗麻布。
她和工友们两人一组，揭去麻布，先用鸡毛掸子小心掸去机器表面的浮灰，然后用沾了少量鲸油的软布，仔细擦拭每一个锭子、每一根罗拉、每一处传动齿轮。
阳光从高高的、积满灰尘的天窗斜射下来，形成一道道朦胧的光柱。
光柱里，无数细微的尘埃飞舞。
“云妹子，手轻点，这锭子娇贵着呢，擦坏了，王组长又该骂了。”旁边一个年长些的女工，低声提醒道。
“晓得了，春梅姐。”毛溪云答应着，动作稍稍放缓。
她知道，这些机器是工厂的命根子，也是她们饭碗的保障。
她一边擦拭，一边听着周围工友的低声交谈。
“听说今年棉花长势不错，咱们厂分到的配额应该比去年多不少。”
“能有多少？要是一年到头能让机器动起来，那该多好！”
“是呀，是呀。你是不知道，我婆婆见我夏天闲在家里，那眼神……啧，好像我白吃她家饭似的。还是出来上工痛快，自己挣的钱，自己拿着，腰杆子都硬！”
“就是！我娘还想让我回去相亲，嫁到邻村去，我才不干！”
“在厂里，一个月好几块钱，自己想买点零嘴、扯块花布都行。”
“嫁到别人家，早起晚睡伺候一大家子，还得看婆家脸色，哪有现在自在？”
“话是这么说，可年纪到了，总归是要嫁人的……”
“嫁人也得找个明白人。至少……至少得是厂里的工人，或者识字的。”
“可不能像我姐，嫁了个种地的，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见不着几个现钱，有了委屈都没处说去。”
女工们的声音低低的，带着各自的口音，谈论着工作、家庭、未来的憧憬和烦恼。
毛溪云默默地听着，手里不停。
她想起自己推拒母亲说媒的那个李木匠家二小子时，脸上露出既惊愕，又无奈的表情。
想起自己父亲抱怨地说她在工厂里跟一群男男女女混在一起做工，会害了妇道名声。
父亲的话让她既委屈又生气，男男女女在一起做工怎么了？
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怎么就伤了妇道？
她心里有些发闷，但更多的是另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
在工厂里，她看到的女工，许多都像春梅姐一样，凭借自己的手艺挣一份不错的工钱，在家里说话有了分量。
春梅姐的男人是厂里的机修工，两个人每月加起来有十三四块钱的收入，在永宁县算是殷实人家了。
她也看到有些女工，用自己攒下的钱，供弟弟妹妹读书，或者给自己置办像样的嫁妆，在婚配时也有了更多的底气和选择。
这与母亲那一代，与她听上一辈提及的那些大明女子的生活，似乎很不一样。
在大明，女子十五六岁便要出嫁，嫁妆是父母给置办的，婚后能出门做工挣钱的女子寥寥无几。
即便做工，也多是在自家田地里或者作坊里帮忙，赚的钱也是家里的，没有“自己”的那一份。
而新华的女子，可以走出家门，进入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生产体系，凭借劳动获得报酬，而不仅仅是依附于父兄或夫婿的“附属品”。
这份工作固然辛苦，车间里永远嘈杂闷热，棉絮飞扬对肺不好，长时间站立让人腰酸背痛，三班倒打乱人的作息……
但它给了她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那就是经济上的自主权，以及萌芽的自我意识和选择空间。
至少，当她不愿意的时候，可以说“不”。
“都麻利点！上午打扫干净，下午动力车间试锅炉，明天各车间调试机器。”
“后天……最迟大后天，咱们就要重新开车了！”
车间主任粗哑的嗓音在厂房里回荡，带着一种恢复生产的急切和兴奋。
毛溪云精神一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是啊，要重新开工了。
轰鸣的机器声将再次充斥耳膜，洁白的棉条将变成均匀的纱线，纱线再织成布匹……周而复始。
这循环不仅产出布匹，也产出工钱，更产出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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