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8年12月20日，晨，荣阳（今蒂华纳市）。
冬日的晨光舒缓而温暖，抛洒在缓坡丘陵上。
枯黄的牧草覆盖着大地，一直延伸到远处蔚蓝的海平线。
空气中混合着海风的咸涩、牲畜粪便的微臊、干草的清香，以及一种……从未在此地出现过的金属撞击与蒸汽嘶鸣声。
那声音来自牧场西侧那座新建的砖木混合工坊。
工坊门口，艾雷拉裹着一件厚实的旧呢子外套，双手揣在袖筒里，一动不动地站着。
他有一双典型的克里奥人的深褐色眼睛，平日里总是带着几分谨慎和算计。
此刻，这双眼睛里倒映着工坊里那台正在运转的庞然大物，眼神复杂至极。
有震撼，有迷茫，有一丝对未知的渴望。
但更多的，是一种目睹神迹般的狂热。
这台机器，或许将是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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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年轻的艾雷拉还是新西班牙瓜达拉哈拉地区一个大种植园的牧羊人。
那时候，他的名字叫阿方索·埃雷拉。
他出生在那里，母亲是一名被“监管”的印第安人，自己是一个克里奥人，说不上高贵，也说不上低贱。
总之，为庄园主放牧成群的牛羊，勉强糊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不见任何改变的可能。
第二次新西战争爆发后（1642-1644），庄园主加强了戒备，但他们这些牧人并未直接参战。
直到那年四月，一支新华军队如同天降，攻陷了防御薄弱的瓜达拉哈拉。
艾雷拉和数千名西班牙士兵、庄园主、殖民官员、克里奥人、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一同成了俘虏。
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人生中最惶恐的岁月。
他和众多俘虏被像牲畜一样押解、转运，从墨西哥西海岸登船，北上至南平（今圣迭戈）、通远（今长滩港）等新华据点。
他们被充作苦役，从事着这个新兴国家最繁重、最危险的基础建设。
在深山老林里伐木，在崎岖山地间修路，在沼泽河湖边开凿水渠，在荒滩上修建房屋、堡垒和港口。
饥饿、伤病、监工的皮鞭、同伴的死亡，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每一个俘虏的希望。
他亲眼看到昔日趾高气扬的西班牙军官和种植园主，在繁重的劳役和恶劣的条件下，像野狗一样哀嚎、死去，或者被迅速拖垮身体，神情麻木地坐在角落里，嘴里默默祷告上帝的救赎。
艾雷拉也生过几场病，高烧时他以为自己看到了故乡瓜达拉哈拉教堂的尖顶。
但最终，他熬了过来。
不仅是因为年轻强健的体魄，而是一种对生存的本能渴望。
他很快发现，新华的管教人员虽然纪律严明，不苟言笑，但并非以折磨俘虏为乐。
他们更看重效率和秩序，希望俘虏们能在最短时间里完成他们指定的工作目标，而不是故意拖延或者偷懒耍滑。
艾雷拉开始有意识地表现出“顺从”，甚至“配合”。
他还学了不少简单的新华官话，报告检举不守规矩的同伴，甚至帮忙“管理”其他俘虏，在分配任务时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
他的“表现”很快得到注意，被新华监管人员任命为一个小队长，管着三十多人。
这让他得到了稍好一点的食物和住处，但也让他彻底得罪了那些被他“管理”的同胞，尤其是其中几个颇有背景的西班牙低级军官和失势的种植园主。
他们私下里咒骂他，威胁他，说一旦获得自由，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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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底，新西两国停战和约签订。
新华政府开始遣返战俘，这个消息传到俘虏营时，大多数人欢呼雀跃，归心似箭。
然而，艾雷拉的心却沉入了谷底。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这两年，他为了活下去而对新华人做出的“积极配合”举动，已经将他与同胞彻底割裂。
那些恨他入骨的俘虏，一旦回到墨西哥，凭借着他们残存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捏死他这样一个无根无基的克里奥牧人，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回去，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家园，而是监狱、私刑，或者更糟。
就在这时，新华方面派出了许多官员和书吏，其中不乏西班牙裔的早期移民，来到俘虏营中“宣讲政策”。
他们说，任何愿意留下的俘虏，都将成为新华的自由民。
每个人都可以无偿分配四十亩土地，并获得一笔无息贷款用于安家置业。
他们详细解释了新华的农业政策：国家和地方每年仅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农业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苛捐杂税，没有领主的剥削，更没有教会的什一税。
游说者费尽口舌，但俘虏们响应者寥寥。
除了对“敌国”本能的排斥，更深的障碍在于文化与宗教的隔阂。
绝大多数俘虏宁愿回到熟悉的、哪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故乡，也不愿意留在这个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陌生国度。
但艾雷拉没有选择，留下，是他唯一的生路。
最终，包括他在内，只有四百多人留在了新华。
他们大多是和他一样，在原籍地无牵无挂、或者同样“结下仇怨”的底层士兵、破产农民、逃亡的契约奴。
艾雷拉被分配到了当时刚刚开始拓殖建设的荣阳堡，但他不会种庄稼，只会与牛羊打交道。
于是，他从地方拓殖政府那里，申领了一头牛、七只羊。
第二年，他又以贷款方式，从官办的种畜场获得了两头牛和十只羊。
第三年，或许是出于孤独，或许是为了真正扎根，他娶了附近一个与新华拓殖当局关系较为融洽的印第安部落的女子为妻。
妻子勤劳肯干，很快学会了牧羊和挤奶，并且陆续为他生下五个孩子。
就这样，艾雷拉，这个曾经的西班牙俘虏，在异国的土地上，有了家，也有了业，还取了一个类似新华人的名字。
日子在放牧、剪毛、挤奶、与荒野和狼群搏斗中缓慢流过。
十几年过去，他的牛羊从最初的十几头，慢慢繁衍，已经扩大到了两百四十多只的规模，其中有三十二头是能产奶的母牛。
在荣阳乡这个以畜牧为主的边疆拓殖点，他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养殖大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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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油，是他意外生产的“副产品”。
三年前，随着母牛增多，产奶量超出了自家和附近农户的消费能力。
倒掉可惜，他便尝试用记忆中家乡的土法，将多余的牛奶加工成黄油。
传统的工艺古老而繁琐，挤出的牛奶要静置一夜，撇出表层奶油，然后让奶油在阴凉处轻微发酵，产生独特的酸香。
接着，便是最费力的一步，将奶油倒入木桶，用一根带十字叶片的木杵，持续而用力地搅拌，直到奶油中的脂肪球破裂、聚集，最终与水分离，形成颗粒状的黄油。
最后，用冷水反复漂洗、揉捏，去除残留的酪乳，加少许盐，塑形，装桶。
他制作出了第一批黄油，金黄的颜色，浓郁的乳香，让他仿佛嗅到了故乡面包房的味道。
他兴致勃勃地将黄油拿到市集和南平县城去卖，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新华的农人和市民，对他的黄油兴趣缺缺。
他们更习惯使用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来烹炒煎炸，即使是最拮据的人家，也会选择更便宜的鲸油或海豹油。
黄油？
那东西吃起来有点腻，价格还贵，除了偶尔涂抹面包，似乎没什么用处。
新华人不怎么吃面包，他们吃馒头、吃饼、吃米饭，哪样也用不上黄油。
一番折腾下来，他的顾客，也仅限于乡里那寥寥几十户和他一样出身的西班牙裔移民。
销路惨淡，收入与付出极不成比例，他几乎要放弃这门副业。
然而，转机却不期而来。
去年春天，他向常来收购牛羊的“美洲贸易公司”的采购管事出售几只羊时，对方管事随口问起他如何处理多余的牛奶，他提起了自制的黄油。
那位管事似乎来了兴趣，看了看他取来的样品，闻了闻，用手指捻了一点品尝，然后点点头，说可以采购七八桶，“运到墨西哥那边试试水”。
几个月后，当那位采购管事再次来到牧场时，带来的消息让阿方索心跳加速。
他所加工生产的黄油，竟然在墨西哥卖得不错。
公司决定将他的黄油列入日常采购清单，但要求他必须提升产量和稳定性，并且希望价格能再有竞争力一些。
艾雷拉看到了希望。
他立时动员全家，妻子、三个长大的孩子，甚至他的印第安岳母，一起上阵，还雇佣了附近五个半大孩子做帮手。
他们沿用最传统的方法，挤奶、静置、撇奶油、发酵、搅拌……每个人从早忙到晚，累得手臂酸软，每人日均产量也只能达到五到八公斤。
全家加上雇工十一个人，一天拼死累活，最多能产出六七十公斤黄油。
这距离美洲贸易公司所说的“规模化”需求，还差得太远。
要知道，整个荣阳乡，以畜牧为主，官办牧场和像他一样的众多养殖户，拥有的可产奶母牛数量超过五百头，每年产奶量保守估计也有二十万升。
如此庞大的奶源，仅靠他们这种原始的手工加工，能消耗的不过九牛一毛。
大量的牛奶被制成耐储存的奶酪，或者干脆浪费掉。
艾雷拉觉得自己陷入了生产瓶颈。
他渴望扩大生产，但人力有极限，传统的搅拌方式更是效率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