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1月10日，腊八节刚过完，热兰遮城外的大员市镇似乎还沉浸在节日的余韵之中。
清晨的阳光从东方升起，将那些红瓦白墙的荷兰式建筑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
街道两旁的店铺陆陆续续开了门，伙计们卸下门板，擦洗柜台，将货物摆上货架。
空气中弥漫着甜糯的粥香，那是用红豆、绿豆、花生、红枣、桂圆、莲子、糯米和红糖熬成的腊八粥，浓稠而香甜，是汉人在这个季节里最温暖的慰藉。
街道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有汉人，有荷兰人，有平埔族人，还有几个黑皮肤的巴达维亚奴隶，衣着各异，语言混杂，嗡嗡嘤嘤，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几个孩子手里拿着糖人，你追我赶地在人群中穿梭，发出咯咯的笑声。
可这份节日喧嚣，与此刻正穿行在街市中的何斌无关。
何斌低着头，脚步匆匆，绸布长袍的下摆在他急促的步伐中不断翻飞，露出里面蓝色的内衬。
他的身边除了一个随身伺候的仆人，还有四名东印度公司雇佣军士兵，扛着火枪，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驻福尔摩沙的首席通事、普罗民遮城的华人长老，他在当地的汉人当中，是头一号的人物，管着人头税、稻米税、乌鱼税、甘蔗税，相当于荷兰人在福尔摩沙的汉人总管。
平日里，他走在街上，谁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何老爷”，连那些荷兰殖民官员见了他也会点头致意。
他在普罗民遮城有一座三进的宅院，在热兰遮城附近还有两间商铺，在安平、泉州、福州也秘密置办了大量田产和商铺，光每年的地租、房租就能收上千两银子。
可此刻，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老爷的派头。
他的眉头紧锁，使得额头上三道川字纹更深了。
他的脸色甚至还有些灰败，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和恐惧。
他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在想此番总督召见的事情。
是何缘由呢？
昨天下午，总督揆一突然派人过来，要求他立即前往热兰遮城总督府议事。
来传信的使者不是往常那些文员或办事员，而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雇佣军军官，穿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深蓝色军装，腰间挂着佩剑，身后还跟着四个火枪手，全副武装。
那个军官面无表情，语气生硬，就像是在下达命令，而不是在传达邀请。
何斌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他强作镇定，笑着给那个军官倒茶，旁敲侧击地问总督召见所为何事。
那军官端坐在椅子上，腰板笔直，像一根插在地里的木桩，对他的问题要么摇头，要么说“不清楚”，一个字都不肯多说。
何斌不死心，借着去后堂拿茶叶的空档，从柜子里取出一锭二十两的银子，塞进那军官的手里，笑容满面地说“天气冷了，给大人买壶酒暖暖身子”。
那军官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银子，用手掂了掂，分量不轻，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何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可那军官最终还是把银子揣进了挎袋里，但该不说的话，一句也没说。
他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总督大人紧急召见，请何先生务必准时前往。具体何事，我确实不知。”
收了银子，不办事。
何斌心里骂娘，但脸上还得挂着笑。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天色已晚，从普罗民遮城到热兰遮城虽然不远，但夜间行路不安全，能否明天一早再去？
那军官犹豫了一下，转头看了看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似乎也觉得夜里渡河确实有些不便，便点了点头。
但随即，他做了个让何斌心凉半截的举动。
他命令四个火枪手留在何斌家门口，说是“保护何先生的安全”。
保护？
何斌看着那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左一右站在自家门口，手中端着火枪，心里像被人浇了一盆冰水。
这是保护，还是看管？
他脑子里立时嗡嗡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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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何斌家的后堂灯火通明。
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透不出去。
堂屋里烧着一盆炭火，炭火的红光映在墙上，将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何斌坐在上首的太师椅上，面前放着一壶茶，茶已经凉了，他却一口都没喝。
他的两个儿子，长子何世忠、次子何世孝，坐在他左手边，也是一脸凝重。
他的两个心腹，李福和林安两人坐在右手边。
他们跟了何斌十几年，什么风浪都经历过，此刻也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何世忠忍不住先开口，声音压得很低。
何斌没有立刻回答。
他端起凉茶喝了一口，凉茶顺着喉咙滑下去，涩而苦，像他的心情。
“总督大人派了一个军官带着四个火枪手来召我去议事。”他脸上带着几分惶然，“那军官什么都不肯说，还留了几个兵守在咱们家门口。”
“守在门口？”何世孝霍地站起来，脸色大变，“他们凭什么？这里是咱们家的地盘，不是他们的热兰遮城！”
“坐下。”何斌瞪了他一眼。
何世孝咬了咬牙，不甘心地坐下了。
“荷兰人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李福开口了，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老爷，你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有没有什么……风声传出去？”
何斌闭上了眼睛。
他在想。
想了很多。
想到九年前那场谈判，想到郑芝龙那双深沉的眼睛，想到他接过那杯酒时手指的触感，想到这些年那一笔一笔送出去的钱款，也想到那些从自己手里转出去的情报，有福尔摩沙的兵力部署，有热兰遮城的炮台分布，有荷兰人在日本、琉球、北赢（今北海道）等地的贸易情况。
这些事，每一件都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何斌睁开眼睛，目光在屋内几个人的脸上扫过。
他看向两个儿子，缓缓开口，声音压得极低：“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此事，除了我少数几个人，没有太多人知道，不，现在有你们几个了。”
何世忠和何世孝对视一眼，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九年前，我去泉州见郑芝龙。”何斌深吸一口气，“郑芝龙给了我一个承诺，只要我为他做事，将来无论福尔摩沙出了什么事，郑氏都会保我一家的平安。”
屋内一片死寂。
“为郑氏做事？”何世忠的声音有些发颤，“爹，你为他做了什么事？”
“替他收税。”何斌的目光垂下来，看着自己的双手，“借着替荷兰人收税的名义，替郑氏在福尔摩沙的华人商人中收‘垦殖费’和‘通航费’，每年大约一万五到两万两上下。”
两万两！
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水塘，在两个儿子心头激起巨大的波澜。
“还有……”何斌的声音更低了几分，“郑氏需要的……关于荷兰人的情报，贸易数据、兵力部署、炮台位置……这些年，我陆陆续续也送了不少过去。”
何世忠和何世孝的脸已经白了。
他们知道父亲在替荷兰人做事，知道父亲在福尔摩沙的汉人中权势很大，知道他有钱，有地，有人脉。
但他们不知道，父亲的权势和财富，是建立在这样一座随时可能崩塌的沙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