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为了尽快恢复生产，获取稳定的粮食与兵源，曾强力推行民屯，将大片无主的荒地分给残存的农人和无处栖身的流民。
这一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的社会矛盾，促进了民生经济的缓慢复苏。
南方，更不用说。
凭借着长江天堑的庇护和相对稳定的环境，加之宋元以来深厚的经济基础，工商业依旧兴盛。
苏杭的丝绸，松江的棉布，景德镇的瓷器，徽州的茶叶……依然是行销海内的硬通货。
更遑论，随着新华人的商船年蜂拥而来，带来了海量的金银、新奇的“新夷”器物，更是刺激得南方的经济一派“锦绣繁荣”，纸醉金迷。
而且，新华人每年从大明沿海及长江中游，招揽数以十万计的流民与难民，跨海而去，客观上也极大地缓和了东南地区的人口压力与社会矛盾。
随着朝廷军力--尤其是新式火器部队的组建--的逐渐恢复，各地那些曾搅得天翻地覆的流民武装（西逆、顺逆等），也陆续被平定，或被驱逐至西北、西南的偏远之地。
整个帝国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似乎正在从长达数十年的噩梦中慢慢苏醒，趋于一种和平的稳定。
在这种情势下，按理说，大明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点了。
但实际上呢？
户部的账册上，永远是触目惊心的亏空。
维持辽东那个吞金巨兽般的关宁军事集团，扩充和装备规模日益庞大的新军，招抚安置流散的百姓，支持北方的屯田与水利修复，向新华采购或仿制那价格不菲的精良火器，治理年年告急的黄河、淮河水患，赈济各地此起彼伏的灾荒……
银子，就像决堤的洪水，哗啦啦地流出去，仿佛永远也填不满。
户部辛辛苦苦收上来的那点税银，根本不够用。
有些年份，亏空得厉害，甚至不得不向新华人借贷，用于临时的周转，发饷，救急。
徐文轩曾在奏折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我大明境内，非无银也。市舶之利，海商之富，苏松之织，徽晋之贾，地下所藏，地上所出，流通之白银，何止亿万？”
“然朝廷府库，何以空空如也？非天不降财于大明，实乃取之无道，敛之无术，贪墨中饱，弊政丛生，致使财富尽归私门，朝廷反受其穷！”
他以市舶税为例，此前朝廷不予重视，管理混乱，征收乏力，每年所得税银不过寥寥数万两，形同虚设。
可自从与新华人合作，在指定开放的广州、泉州、松江、登州等几处市舶港口，借鉴新华的海关管理经验，建立起一套初步的、相对规范的市舶税制。
每年收取的市舶税银便节节攀升，从最初的不过三五万两，到如今，规模已高达一百六十万两。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大明传统的财政支柱--盐税！
这说明什么？
不是朝廷收不上税，是税制本身出了大问题。
是征收的方式，管理的体系，乃至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分配，全都出了问题。
再比如盐税。
他曾派人详细测算，按照大明一年消费食盐约三万万斤（明制）来算，本该收取税银至少三百五十万两以上。
可实际上，每年能收上来的，不过一百二十万两左右，比万历六年张居正改革时的二百三十万两，还少了近一半。
中间的差额，去了哪里？
不言而喻。
还有商税、茶税、矿税……莫不如此。
大明，不是没有钱，只是朝廷没有钱。
财富，也不是没有创造出来，只是没有通过合理的渠道，流入到该流入的地方。
他曾在与崇祯帝单独奏对时，不无羡慕地提及：“新华人口规模，不及我大明一省之数，然政府岁入，竟能高达纹银千万两之巨。”
“此等理财之能，聚敛之效，实令徐某叹为观止。新华可以，我煌煌大明，为何不行？”
崇祯皇帝看了他的奏折，深受触动，数次于平台单独召见徐文轩。
君臣二人屏退左右，详细探讨如何革新经济，改善税制，增加朝廷收入。
皇帝甚至亲口对他说：“徐卿所奏，深合朕心。朝廷匮乏，朕夜不能寐。卿但放手去做，朕为卿之后盾！”
未久，皇帝下诏，擢升徐文轩为东阁大学士，入内阁为群辅，主持“新化革新”之政。
圣意昭昭，信任有加。
徐文轩也确实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万万没想到，新政的推进，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
阻力，来自四面八方，无孔不入。
他刚刚授意户部草拟“清厘天下商税条陈”，要求各地建立“税卡登记、货票同行、按值抽分”的新商税细则。
奏疏还未出京城，来自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籍贯官员的抗议、质疑奏章便如雪片般飞入通政司。
他们或言“与民争利，有伤陛下仁德”；或言“市井琐碎，非朝廷所宜深究”；或言“此法类同新华夷术，有违祖宗成宪”。
背后，是无数与商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士绅、豪商、乃至官僚家族的恐慌与抵制。
商税，动的是他们的钱袋。
他试图整顿盐政，在两淮试点“官督商销、引票合一、严防私贩”，触动的是盘根错节两百余年的盐商集团、背后坐享其利的漕运、河道乃至朝中大佬的利益。
几乎一夜之间，他成了“败坏朝廷体面、勾结奸商、意图紊乱祖制”的众失之的。
他建议在江南手工业发达地区，试行“特许经营、品质监管、统一抽分”的工坊税，并给予技术改良者奖励，以期扩大税基、鼓励产业。
这又捅了马蜂窝。
苏州、松江的丝织、棉布业行会首先跳出来，通过他们在朝中的“代言人”发声，斥责此议“禁锢百工，摧残民业”，是“效法夷狄，变夏为夷”的祸国之举。
地方官也阳奉阴违，或拖延不办，或曲解其意，将“奖励”变成对行会首领的贿赂，将“抽分”变成对中小匠户的盘剥。
更让他心寒的是，即便是他寄予厚望的、认为最能直观增加收入、阻力应相对较小的“扩大市舶司、规范海关管理”之策，也因触及闽浙粤沿海官绅、地方豪强、以及原本在走私贸易中获利的各级官吏的利益，而举步维艰。
原本运转尚可的几大市舶司，也开始出现各种“意外”。
文牍遗失、船只“遭遇风浪”、税吏被殴、甚至海关仓库“失火”。
短短数月，徐文轩从一位备受瞩目的“救时能臣”，变成了“众叛亲离”、“谤满天下”的“权奸”。
朝廷中，除了少数同样抱有改革理想、但人微言轻的年轻官员，几乎无人为他说话。
无数自诩“清流”、“正人”的在野士绅、书院山长、致仕官员，他们或许并不直接涉及太多经济利益，但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君子不言利”、“祖宗之法不可变”等观念，使得他们天然地敌视任何带有“功利”、“变革”色彩的政策。
他们掌控着社会舆论，把持着道德评判，动辄以“与民争利”、“败坏风气”、“动摇国本”等大义名分进行口诛笔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反对舆论。
崇祯皇帝起初还对他多加袒护，甚至下旨申饬、贬谪了十余名激进反对的官员和御史，试图以此震慑朝野，表明支持新政的态度。
然而，新政的推进，依然是举步维艰。
政令出了紫禁城，到了各部院，便开始“走样”，下了各省府州县，更是被层层打折，处处设障，最终能落到实处的，十不存一。
更有地方官员，故意曲解新政，借机加征赋税，摊派杂役，将原本可能惠及百姓的政策，变成了盘剥民众的新工具，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给反对派提供了更多的攻讦口实。
结果，新政推行仅仅十一个月，面对朝堂内外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面对地方上不断传来的“民怨”奏报，顶不住巨大压力的崇祯皇帝，最终下旨，叫停了大部分激进的改革措施，要求徐文轩“徐缓图之，勿要激起太大波折”。
心灰意冷之下，徐文轩只能上疏，以“才疏学浅，不堪重任”，“有负圣恩”，“恳请罢斥”为由，主动请辞。
几番拉扯，慰留之后，崇祯皇帝最终下旨，免去了徐文轩的内阁群辅职位和东阁大学士的头衔，改任他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江南。
江南繁华之地，固然是肥缺，但远离了中枢，远离了推行新政的权力核心，他的抱负，他的蓝图，也就随之搁浅，乃至湮没了。
书房里，重归寂静。
只有窗外，归巢的鸟雀发出几声短促的啼鸣。
夕阳的余晖，已完全变成了一种深沉的暗红，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几道孤影。
徐文轩久久无言。
廖猛的话，犹如春风化雨，将他心中那些挫败、那些不甘、那些迷茫，慢慢消融化形。
所有的挣扎，所有绝望，在此刻，似乎都找到了最好的安慰。
“徐公，”沉默半响，廖猛放下茶杯，温声说道：“天色不早了，我也该告辞了。临别之际，别无他物相赠，唯有一句话，愿与徐公共勉。”
徐文轩站起身来，抬眼望向他。
“无论前路如何艰难，无论希望如何渺茫，”廖猛语气诚恳而真挚，“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有些话，总得有人去说。有些火种，只要还在，哪怕是埋在最深的灰烬之下，也终究有重燃的一天。”
“徐公，切要保重身体，以图将来。他日……呵，或许你我再无相见之时，望珍重。”
说完，廖猛深深看了徐文轩一眼，转身走出了书房，走出了这片被落日余晖笼罩的江南庭院。
徐文轩独自坐在渐渐昏暗下来的书房里，久久没有动弹。
窗外，最后一缕天光，终于消失在了地平线之下。
园林、假山、池水，都融入了一片深沉的靛蓝之中。
唯有书房角落，那盏早已被丫鬟悄悄点燃的油灯，发出昏黄而微弱的光芒。
夜，深了。
大明的“新化”之路，如同这窗外的夜色，漫长而晦暗，不知黎明，何时方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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