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张家口堡，风依旧带着边塞特有的料峭寒意，但空气中已能嗅到一丝泥土解冻后的湿润与草芽萌发的气息。
天空湛蓝，阳光明亮，毫无遮拦地撒下来，试图驱散冬日积攒的最后一丝阴冷。
远处连绵的山峦，轮廓清晰，山脊上的残雪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仿佛给黛青色的山脉镶了一道银边。
堡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
这座扼守着宣府与蒙古草原交通咽喉的军事要塞，经过数十年“走边贸易”的浸染，早已变了味道。
高大的夯土城墙依旧巍峨，垛口后也依然有身着破旧鸳鸯战袄的士兵抱着长矛，瑟缩地巡视，目光却时常飘向城内那一片喧嚣。
而城内，尤其是靠近东门的“大门街”一带，早已是商贾云集、货栈林立的繁华景象。
街道两旁，高大的砖石门楼、连绵的商铺、鳞次栉比的仓库，挤得满满当当。
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的腥臊、皮毛的膻味、茶叶的清香、药材的苦涩，以及各种货物堆放日久产生的陈腐气味。
与之相和的，是骡马的嘶鸣、车夫的吆喝、脚力的号子、商贩讨价还价的喧嚷，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永不停歇的声浪，冲击着每个人的耳鼓。
初春时节，正是“走边贸易”从冬日的蛰伏中复苏，准备进入一年中最繁盛季节的时候。
来自山西、陕西、直隶，乃至更南方的商队，带着茶叶、布匹、绸缎、瓷器、铁锅、粮食、药材等关内物产，蜂拥而至。
而来自草原的蒙古商队，也赶着成群的马匹、牛羊，驮着毛皮、毡毯、药材（如甘草、黄芪），汇集于此。
双方在这里交易，各取所需，也……各怀鬼胎。
当然，这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更隐秘、利润也更惊人的“暗渠”。
在大门街最显眼的位置，靠近堡子东头，矗立着一片规模庞大的建筑群。
丈二高的青砖门楼，气派的石狮，连绵的院墙，里面是一进又一进的宅院、仓库、商铺，占地足有六十余亩。
门额上，“登丰堂”三个鎏金大字，在春日阳光下闪闪发光，彰显着主人雄厚的财力与超然地位。
这里，便是山西巨贾、晋商“八大家”之一的王氏（以王登库为首，亦被称为大王氏）在张家口的“走边贸易”大本营，最为核心的货殖中枢与决策之地。
与门面商铺和仓库里的喧嚣不同，靠近南院的一栋幽静宅子里，气氛却显得异常凝重，甚至还隐隐形成了一种剑拔弩张的对峙。
这间用作会客的厅堂，布置得颇为考究，地上铺着厚实的地毯，墙壁上挂着名家字画，多宝阁上陈列着古玩瓷器。
但此刻，这些富贵之气，都被厅中弥漫的肃杀与紧张冲得一干二净。
厅堂中央，几名身材异常魁梧、穿着厚实的棉袍、头戴圆顶毡帽的客人，正握着一把短刃尖刀，挺身而立。
他们颧骨高耸，眼神锐利，带着一股凶悍之气，隔着数名同样持刀横目的王氏护院，尖刃遥遥指向端坐在上首太师椅上的人，一副择人而噬的架势。
以王氏在张家口、在山西乃至在整个北方贸易网络中的财富和多年苦心经营所培植的庞大官方与江湖势力，普通人自是绝不敢在这里造次。
至于像眼下这样，在主人家的厅堂上公然拔出利刃，直指家主，那更是闻所未闻的狂悖之举。
然而，被数把短刃指着的王氏当家人--王显忠，却似乎对眼前这一触即发的情形视若无睹。
他约莫四十岁许，身材微胖，面容白净，留着三缕修剪整齐的长须，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杭绸直裰，外罩一件玄色暗纹的马褂，看上去更像一个养尊处优的乡绅，而非执掌庞大商业帝国的枭雄。
他神情淡然，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左手稳稳端着一盏细腻的白瓷盖碗茶，右手提着杯盖，一下下地刮着杯沿，发出轻微而规律的“叮”声。
他的眼皮低垂，目光专注地落在茶碗中沉浮的茶叶上，对厅中那几把随时可能夺人性命的利刃，连看都没看一眼。
“把刀子收了，全都退下。”从厅堂角落里传来一声呵斥。
“嗻！”
那几名持刀凶悍的魁梧汉子闻声，脸上肌肉抽动，露出明显的不甘与愤懑，但动作却整齐划一，毫无迟滞，“唰”地一声，短刃归鞘，动作干净利落，显是久经训练。
然后，他们躬身默默地退回到那发声汉子身后，垂手肃立，但目光依旧如狼一般盯着对面的王氏护院。
王显忠这才仿佛被几声“嗻”的应诺声惊动，缓缓抬起眼皮，目光越过挡在面前的护院，落在了角落那汉子身上。
他嘴角微微扯了扯，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简郡王，你的这些戈什哈，火气未免太大了些。”
“在下这小小的货栈，平日里不过算算账、看看货，可经不起这般真刀真枪的惊吓。”
那被称为“简郡王”的年轻汉子，正是已故大清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次子，济度。
他此番轻车简从，秘密潜入张家口堡，代表目前举步维艰的大清国，与这些掌控着“北口”贸易命脉的晋商巨头们进行最关键的交涉。
近十年来，辽东的清国政权，在大明时断时续的边境封锁下，日子过得是异常艰难，一年比一年窘迫。
早年，他们还能不时组织数万八旗军队，像旋风一样突入长城，在京畿、河北、山东等地大肆掳掠人口、金银、粮食、布匹，靠着大规模的“抢掠”，来维持政权的运转和八旗王公贵族的奢靡消耗。
但自从十六年前（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那次冒险入关，在大沽口、天津卫城下连遭重挫，损兵折将，仓皇撤回关外途中又因粮草断绝、瘟疫横行，导致八旗精锐损失近万人。
那一仗，真真是打掉了大清国的脊梁骨，元气大伤，到现在都没能完全缓过气来。
那次惨痛的教训，让清国上下，从国主（根据明清和议，清国除帝号）到普通旗丁，对“入关劫掠”这件事，尤其是长途深入京畿河北腹地，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没错，他们怕了。
我大清上下怕再一次撞上关内的铜墙铁壁，怕再一次在撤退路上因缺粮少药而大量非战斗减员，更怕再折进去数千上万的宝贵八旗甲兵。
每一个成年男丁，都是大清在这虎狼环伺的绝境中挣扎求存的最后本钱，经不起无谓的消耗了。
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兵锋所指、所向披靡的辽东铁骑了。
他们被困在了辽东，无论怎么挣扎，也始终无法摆脱诸多束缚和羁绊。
人力，在持续地枯竭。
几次入关掳掠的汉人丁口和从朝鲜强行掳回的百姓，在辽东苦寒之地与繁重无休的劳役下，死亡率骇人，逃亡者亦不绝。
而新的人口补充，却几乎断绝。
更要命的是，随着那些新华人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区不断渗透，步步紧逼，大清已经失去了八旗甲兵最重要的兵源补充地--野人女真部落。
相反，我大清还要抽调相当规模的兵力布防于两江流域，以防那些装备精良且战术诡异的新华人继续蚕食迫近，侵入辽东腹地。
物资，更是日益匮乏。
粮食年年紧缺，几乎是逢灾必荒。
铁器、硫磺、硝石、布匹、药材……这些维持军队战斗力和基本民生的物资，都像是卡在脖子上的绞索，越收越紧。
为了弥补物资不足的窘境，清国只能将目光死死盯在了西边的蒙古诸部身上。
这些年，八旗各部频繁出兵向西攻掠，强迫科尔沁、察哈尔残部、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落上供牛羊、皮货，乃至提供兵源（编入蒙古八旗）。
压榨一年比一年狠，搜刮也一年比一年多，几乎快要将那些本就苦哈哈的蒙古部落给榨干了，甚至将骨头里的油都快被熬出来了。
有时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清国也会组织小股精锐，绕道蒙古，趁着明军防备松懈，冲过边墙，在宣大、蓟镇一带抢掠些零散人口和物资，但那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风险极大。
往往抢到的东西还没捂热，大明朝廷闻知后，就会立即关闭辽南和宣府两地的边贸，禁止任何物资流入辽东，让清国的日子雪上加霜。
当然，清国也没坐以待毙。
他们一直在偷偷地与辽西的关宁诸镇以及一些“听话”的漠南蒙古部落进行走私。
这条地下的贸易线，是清国获取关内物产的最重要途径。
众所周知，走私贸易的规模，受朝廷监管和双方实力影响，始终无法做大。
而且，因为风险高，经手的晋商、明军将吏层层加码，货价往往腾涌数倍。
这导致清国为了换取这些有限的物资，不得不将数十年来从辽东和关内掠夺、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持续输送给那些走私商人。
对我大清而言，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越穷，越需要买；越买，价格越高；价格越高，手里的金银消耗得越快。
到了最近这几年，情况更加恶化。
大清多年来“积累”的金银储备逐渐枯竭，就连那些抢掠而来的古玩珍奇、名人字画，都已经掏空了，拿去换了粮食和铁器。
大清国库空得能跑马，各旗旗主、王公的私库也都陆续见了底。
这就使得我大清国在走私贸易活动中，变得极为被动。
没有真金白银，这些锱铢必较的晋商，凭什么替你冒险贩运？
想要打欠条？
十几年前，太宗皇帝（皇太极）在位时，我大清兵强马壮，前途似乎一片光明，这些贪婪但精明的晋商还能认一些“白条”，每年会赊不少银子的货。
可近年来，随着清国境况越来越差，手中的银子越来越少，能兑付的值钱东西更是日渐枯竭，这帮晋商也开始“现实”起来，不仅不允许欠账，反而要求支付高达三成乃至五成的定金。
否则，人家根本不发货。
去年五月以来，因为清国实在拿不出足够的定金，包括王显忠在内的几家主要晋商，便齐齐断了供货。
一粒粮食、一口铁锅（往往被熔了打造兵器）都没运过去。
这一下，可是要了清国的老命。
去年冬天，辽东境内，饿殍遍野，冻饿而毙者不可胜数，连一些中下层八旗军官家里都断了炊，更别说那些包衣阿哈和汉人了。
八旗上下怨声载道，军心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清国派了数波使者过来交涉，试图说服晋商能先送些粮食救急，他们先欠着，待筹集到银子后，一定支付。
但晋商压根不接招，一意坚持支付三成定金，然后在交货时，支付剩下的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