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是他不能公开通电脱离政府，不能把部队拉出去配合日本人打八路。只要他维持现状，重庆这边的军饷和物资照拨不误。”
戴春生点了点头。
“明白。我让山西站的人直接去克难坡传话。”
常凯申重新坐回椅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问道。
“日本人和我们的接触，进展得怎么样了？”
戴春生压低了声音。
“日本方面通过香港的一个中间人传了话过来。他们说，如果重庆方面愿意和南京汪兆铭政府谈判合并，日本可以从华南和华中撤出部分军队，把广东和湖南的政权交还重庆。
另外，他们承诺不再向重庆控制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在事实上实现停火。”
常凯申冷笑了一声。
“停火？汪兆铭？他们倒是打得好算盘。让我和汪兆铭合流，等于把抗战的旗子扔了，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卖了。
我要是答应了，明天全中国的人都会骂我是汉奸。雨农，你告诉香港那边，接触可以继续接触，但不能答应任何实质性条件。
日本人愿意谈，我们就陪他们谈，谈个一年两年都行。谈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不会把主力从中国战场上抽走。”
戴春生犹豫了一下。
“委座，万一日本人真的开出很优厚的条件呢？
比如他们承认重庆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撤销对南京汪兆铭政权的支持，全部撤出华北和华中，只保留东北和台湾。
这样的条件，我们能不能接受？”
常凯申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雾气越来越浓，把山脚下的嘉陵江完全遮住了，只露出江对岸几座山峰的灰色轮廓。
“雨农，你跟我这么多年，应该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他的声音变得很慢。
“东北不能丢，台湾不能丢，华北不能丢，华中也不能丢。日本人现在想跟我谈，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陷入了泥潭。
他们想减轻中国战场的压力，把兵力抽调到南洋去。我要是这个时候和他们妥协，抗战的成果就全白费了，牺牲的几百万将士就白死了。
更重要的是，战后中国能不能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站起来，能不能收回东北和台湾，能不能取消所有不平等条约，全看我们能不能咬牙坚持到最后。”
戴春生站直了身体。
“委座，我明白了。香港那边的接触，我会把握好分寸。”
常凯申点了点头，然后话锋一转。
“共产党的动向，你也盯紧。抗战这几年，共产党的地盘越打越大，兵力越打越多。
我们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迟早要解决。日本人的事情可以边谈边打，但共产党的问题，是心腹之患。
你在华北和西北多布置一些情报站，把共产党根据地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干部名单都摸清楚。将来有了机会，这些都是清算的依据。”
戴春生应了一声，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情报。
“委座，这是八路军独立纵队的最新情报。他们的第三军分区在晋西北已经站稳了脚跟，兵工厂能造迫击炮和炮弹，制药厂能生产青霉素。
周志远的部队现在兵力超过五万人，武器装备在八路里算是最好的。日军在山西的扫荡部队碰到独立纵队，基本上没有打赢过。”
常凯申接过情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看完之后，把情报放在桌上，用手背敲了两下。
“周志远这个人，你们军统有没有详细档案？”
戴春生摇了摇头。
“档案很少。只知道他是保定军校肄业，参加过晋绥军，后来不知道怎么加入了八路军。这个人打仗很有一套，在晋西北的名声很大。
他手下几个支队长也都是能打的人，宋少华、王远山、丁伟这些人，日军的情报里都对他们的评价很高。”
常凯申皱了皱眉。
“越是能打的共产党将领，将来越是我们的麻烦。你安排一下，在晋西北发展几个针对周志远的情报源。
这个人打了那么多胜仗，总会有疏忽的时候。如果能掌握他的活动规律，对我们将来处理华北问题有好处。”
戴春生把这一条记在笔记本上。
“是，委座。我马上安排山西站的人去办。”
常凯申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全国抗战形势图前面。
他的目光在地图上扫了一遍，最后停在淮河以北的那一大片根据地上。
“日本人要和阎锡山合作，日本人要和我们接触，日本人要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阎锡山在观望，我们在观望，日本人也在观望。大家都在等一个时机。”
他停了一下，声音变得更加低沉。
“但共产党没有等。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壮大，一天一天地扩充地盘。等抗战结束了，共产党手里有几百万军队、几千万人口的地盘，那个时候再想收拾他们，就难了。”
戴春生站在常凯申身后，看着地图上那片用红色虚线标出来的抗日根据地，没有说话。
他和常凯申想的是一样的，但现在这些话不能公开说。
抗战还在打，国共合作的大旗还在举着，公开撕破脸皮对谁都没有好处。
但暗地里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情报站、地下党、两面政权、秘密谈判，这些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阎锡山在汾阳和日本人签了协议，常凯申在黄山上考虑着怎么应对，日军在华北的各个占领区继续推行强化治安运动。
八路军在各个根据地里搞生产、搞武装、搞民兵建设，把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了抗战的堡垒。
十月十二日，阎锡山在克难坡召开了晋绥军高级将领的秘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晋绥军参谋长郭宗汾，还有几个军的军长和师长，总共不到二十个人。
会议室设在克难坡的一个窑洞里，窑洞用青砖加固过，墙上挂着厚厚的棉布帘子用来隔音，门口站着四个阎锡山的贴身警卫，任何人未经阎锡山批准不得靠近。
阎锡山坐在一把老旧的太师椅上，面前的桌子上放着赵承绶从汾阳带回来的协议文本和装备清单。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布长衫，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老花镜。
他今年五十九岁，在山西这块地面上当了快三十年的土皇帝，经历过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和现在的抗战，几起几落，但从来没被人真正打倒过。
阎锡山把老花镜摘下来，用镜布慢慢擦着镜片。
“承绶，你把汾阳的情况跟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