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井武夫在圆桌的桌面上用手指蘸着茶水画了一个简略的地图。
“武汉不能撤。武汉是华中战略枢纽，帝国军队在这里有重兵布防，一旦撤出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都会动摇。但长沙可以谈，衡阳可以谈，桂林可以谈。
具体来说，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帝国军队从长沙及周边地区撤出。六个月内从衡阳和桂林撤出。一年之内从湖南全境和江西南部撤出。”
程慕庐在心里快速评估了一下。这是一份分量极重的筹码。长沙和衡阳是湖南的两大城市，桂林是西南的门户。
如果这三个地方能兵不血刃地收回，重庆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收益是巨大的。
“今井先生，你说的这些我记下了。我会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传回重庆，等蒋先生的批示下来，我再跟你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今井武夫点了点头，把白纸折好放回内袋里，站起来和程慕庐握了握手。
“程先生，请转告蒋先生，帝国的大门始终对他敞开。只要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帝国可以做出重大让步。
但时间不等人。太平洋上的局势随时会变化，帝国一旦在太平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谈判的筹码就会不一样。希望蒋先生抓紧时机，不要错失良机。”
程慕庐笑了笑：“今井先生的忠告，我一定原话带到。”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下楼梯。
程慕庐从后门离开了洋楼，上了一辆等在巷口的黄包车，往中环的码头方向去了。
今井武夫站在三楼的窗户后面，拉开窗帘的一角，看着黄包车消失在街角，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内部号码。
“我是今井。程慕庐已经走了。让情报课的人盯住他，看他离开这里之后还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
香港的这次会面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份绝密电报从香港发到了重庆，经过军统局的专用密码解读后，直接送到了常凯申的办公桌上。
电报详细记录了今井武夫提出的三条条件和华南撤军的时间表，末尾附上了程慕庐的分析意见。
程慕庐在分析中写道：“日方急于从中国战场抽身，以集中兵力应付太平洋战局。
此时谈判，于我有利。但日方要求配合剿共一条，虽变换措辞，实则性质未变。
该条若被外界知晓，必对委座声誉造成巨大冲击。建议以表面拒绝、暗中默许之方式应对。”
常凯申把这份电报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在电报的空白处用红铅笔写了六个字：继续谈，不签约。
他把电报锁进办公桌的抽屉里，站起来走到办公室的窗前。
窗外是重庆初冬的景色，长江上的船只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朝天门码头的石阶上有搬运工在卸货，号子声隔着江水隐隐约约地传来。
常凯申站在窗前，两只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他心里很清楚，日本人开出来的这些条件本质上是用中国战场的局部让步，换取常凯申在道义上的屈服和政治上的配合。
他要是点了头，抗战这几年的血就白流了。他要是不点头，日本人就会把赌注压在阎锡山和汪兆铭身上，把华北变成他们的稳固后方。
但常凯申没有别的选择。
他不能公开和日本人妥协，也不能公开和日本人撕破脸。
拖，是他眼下唯一能做的事情。拖到美国人参战，拖到日军在太平洋上支撑不住，拖到抗战大局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根本性变化。
他转过身，对门口值班的侍从室秘书说：“叫戴春生来一趟。”
半小时后，戴春生匆匆赶到。常凯申把香港来的电报递给他看了一遍，然后吩咐道：“三件事。
第一，给香港回电，告诉程慕庐继续和日本人保持接触，谈可以谈，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留下文字记录和签字文件。
第二，派人通知阎锡山，告诉他我知道他和日本人签了协议，我不追究也不声张，但他必须守住底线。
小船窝渡口给了日本人我不管，隰县孝义进了晋绥军我也不管，但如果他公开通电脱离政府，或者派部队配合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根据地，中央军会立刻封锁黄河渡口，停止一切物资供应。
第三，加大对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工作力度。我要知道共产党在华北、西北和华中的真实兵力、装备水平和干部配备情况。”
戴春生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着。记完之后他问了一句：“委座，阎锡山那边，要不要派中央军的部队往晋西南方向前移一些，给他一点压力？”
常凯申想了想，摆了摆手：“现在还不到时候。中央军动了，阎锡山会紧张，他一紧张反而会加速倒向日本人。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冷处理，让他看不透我们的真实态度，让他一直猜忌，一直观望。
阎百川这个人，疑心重，胆子小，经不住吓。我们不表态，他自己就会犹豫。他一犹豫，很多事就做不成了。”
戴春生合上笔记本，立正敬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同一时期，在汾阳、在克难坡、在重庆、在香港，形形色色的人各自盘算着各自的利益，做着各自的选择。
十月二十三日凌晨，汾阳城西门外集结了一千五百多名日军士兵。